一、2026年5月1日～2026年5月7日，虎嗅第313期，作·嗅之星的获奖文章分别是：

TOP 1：《年报季中的真实中国》作者：起朱楼宴宾客

TOP 2：《梁文锋留住97%员工》作者：投资界

TOP 3：《一个二本的女生，用免费的AI考上了北大》作者：数字生命卡兹克©

TOP 4：《入境游遍地是黄金》作者：表外表里

TOP 5：《被AI抢走工作的人，在忙什么？》作者：AIX财经

TOP 6：《DeepSeek连夜删掉的新论文，到底说了什么》作者：AppSo

TOP 7：《黄仁勋：“我们在中国的业务现在已经完全停滞了”》作者：TOP创新区研究院©

二、2026年5月8日～2026年5月14日，虎嗅第314期，作·嗅之星的获奖文章分别是：

TOP 1：《这种局面，是二战之后的第一次》作者：叶檀财经

TOP 2：《随特朗普访华的高管们都怎么飞北京》作者：停机坪大表哥

TOP 3：《段永平清仓了，风向变了？》作者：格隆

TOP 4：《你相信吗，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翻身》作者：不懂经

TOP 5：《儿子学了天坑专业，果然毕业即失业，准备吃时代“黑利”的00后，何去何从？》作者：有意思教练

TOP 6：《5条简单粗暴的生活理念》作者：L先生说

TOP 7：《粉丝喊了几十年“老公”，为什么OPPO这次翻车了》作者：娱乐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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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竹”在生活的江湖里，一次又一次替彼此把同福客栈点亮。

2021年，在看了数十遍《武林外传》之后，西安人石头以“tone-stone”为名，在B站发出了第一个解说视频，论证“《武林外传》为什么是YYDS（永远的神）”。

五年后，坐拥15.8万名关注者的石头回看这期已经下架的视频，只觉得当时自己旺盛的表达欲还不足以支撑起这个讨论，“只是从喜剧的角度浅显地探讨了一下”。不过，和无数随机出现在互联网上的《武林外传》内容一样，这个视频下很快聚集起一群“腐竹”。

石头把账号里《武林外传》的内容都整理到一个名为“同福客栈——你梦中的理想港湾”的合集里。此后几乎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人在这个港湾里停泊。他也经由这个港湾触摸到了同福客栈背后的灵魂，与导演尚敬和主创团队见面的视频里，弹幕被“这回上面真有人了”的留言淹没。

而“《武林外传》为什么是YYDS”，这个一开始只是不吐不快的分享，几乎成为石头视频创作的母题。

故事从“葵花点穴手”开始

2006年元旦假期刚过，16岁的石头在放学途中，被一起回家的同学冷不丁地“点”了两下。同学大喊：“葵花点穴手！”他投去不明所以的目光，于是同学告诉他，这出自当时最火的剧——《武林外传》。

这年的1月2日晚间，《武林外传》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首日收视率达1.95%，10天后，收视率飙升至9.49%。这意味着，全中国每10个看电视的人里，就有一个人在看《武林外传》。

石头没有赶上看首播，但很快，“葵花点穴手”和“排山倒海”成为学校里最流行的“招式”，《武林外传》也成为石头最爱看的情景喜剧。

石头关于《武林外传》的“全部家当”，都请主创签了名。（图/由被访者提供）

2006年3月，《武林外传》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二次播映，不久后各大卫视都加入了播映行列。从这一年起，《武林外传》成为电视台的“黄金必播剧”之一。那时暑期档的电视节目里，有三四个频道同时播放《武林外传》，一个台开始插播广告，观众调到另一个台立刻可以接上剧情。

这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毕竟，80集的古装武侠情景喜剧在中国电视史上从未出现，同福客栈六位主角当时也都是还没走红的青年演员，他们中甚至有人没演过主角。《武林外传》在央视定档之后，依然没有发行商敢接下这部电视剧的光碟发行任务。最后，总制片人兼总投资人郝亚宁动用了自己的人脉，并承诺资金方面的问题由他来兜底，才成功推动《武林外传》光碟的发行。

尽管主创和同福客栈一起一炮而红，但彼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20年后这部情景喜剧会成为被反复观看、讨论、咂摸的经典，剧里的每一句台词都被观众倒背如流，其影响力覆盖几个世代。编剧宁财神曾认为，《武林外传》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和他年龄相仿的70后、80后；而在石头接触到的“腐竹”中，无数90后、00后把剧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从国际新闻到生活小事，“就没有‘腐竹’接不上的梗”。

在“腐竹”的世界里，接台词几乎是一种本能的默契。

2025年10月，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珠宝被盗，“腐竹”在事件评论区端出燕小六大力推行的“防盗八法”：“‘未雨绸缪挖地道’，那就从卢浮宫后院一直挖到翠微山北口。”有人立刻在下面回复：“你知道这是什么工程量吗？就算把塞纳河的全部河工找来，也得挖上七八个月。”

结婚在“腐竹”嘴里是“给大哥大嫂道喜了”；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被买家用“屠龙刀”砍价，就回复一句“你还是买个拨浪鼓玩儿去吧”；就连网购的榴梿开出了生包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有“腐竹”评论“这个东西，学名叫作根雕”。

那些严肃、琐碎且令人烦躁的日常，在熟悉的台词里被四两拨千斤地拆解，变成一种只有同道中人才能读懂的幽默。

石头惊讶于“腐竹”数量的庞大，生活在各处的人们散作满天星，有人冷不丁地抛出一句梗，就能将所有人带回那间小小的客栈。说不清这是因为《武林外传》的魔力，还是因为“腐竹”在自己生活的江湖里，一次又一次替彼此把同福客栈点亮。

开始做视频以后，石头对《武林外传》的研究开始以帧为单位，试图在被“腐竹”盘包浆了的80集里再找出一些新鲜的东西：谁是七侠镇最富有的人？谁是同福客栈里最会撒谎的人？小小的一间客栈里，到底出现过多少种方言？整个江湖的大侠里，谁的武功最高强？

石头的视频主页。

有一些问题，也许连主创都回答不上来。石头记得自己见过一道题：《武林外传》里出现过多少次“苹果”这个词？还没等他数清楚，“腐竹”就已经开始盘点：“佟石榴、红苹果”“苹果派来自麦当劳”“李大嘴给柳星雨削的苹果”……

“佟石头”的同福客栈和江湖

“tone-stone”这个名字，是石头灵光一闪想到的。

石头是西安人，随着《武林外传》的热播，他每天都在使用的方言开始被全国人民熟知和模仿。几乎没有“腐竹”没模仿过佟湘玉那句经典台词：“额错咧，额真滴错咧，额从一开始就不应该……”

开始做《武林外传》系列视频时，石头想，自己和佟湘玉是“乡党”（陕西话，意为老乡），可以用说陕西话的角色的视角来代入。剧中说陕西话的角色有不少，比如反“鸡娃”鼻祖窦先生、在大结局正式出场的凌腾云，但他们都和剧情主线的联系不深；至于龙门镖局主理人佟伯达，又和几位主角差辈了，“总有种占观众便宜的感觉”。

最后，他选定了佟湘玉的弟弟佟石头来当自己的“马甲”。“tone”的中文意思是“口吻”；而“stone”的中文意思是“石头”，且与中文“石头”的发音相近，正好和石头用陕西方言做视频的初心不谋而合。

在做视频之前，石头做过两三年和大学专业对口的工作。随着行业下行，他回到西安接手家里的事业，但他心里始终觉得，手里的事业和自己理想的实现没有真正重合。

电视时代远去之后，石头才终于有机会在网络上把《武林外传》从头到尾按顺序看完。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就下意识地点开《武林外传》，推门走进同福客栈。

看了《武林外传》太多次以后，石头对客栈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已经如同自己经历过一样熟悉。他看着年轻的“腐竹”越来越多，却不再有新的“同福客栈”供后来者歇脚。石头想，也许这就是他要闯荡的江湖。

在B站影视区，像石头这样的“盘点系”UP主不是主流。做盘点费时费力，对二次创作的博主和剧集本身都有很高的要求：对于二创博主而言，做盘点就意味着真的需要对剧集内容有“十级学者”般的了解，每做一个选题都要将整部剧仔细刷一遍，非常容易对一部剧产生厌倦；对于剧集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它是否有源源不断的值得盘点的东西被挖掘。

《武林外传》显然是常看常新的。对于石头而言，尽管常见的拉片是一个更讨巧的方向，但对于《武林外传》这样的情景喜剧而言，很多东西是不需要解释的，“尽在不言中”。做盘点可以跳脱剧情，用不同的视角去探讨其中的角色，观众看完这些盘点也能有新的感受。

在“时光旅行团”一集中，现代人吴守义抱着体验书里腥风血雨的武侠江湖的幻想，穿越来到七侠镇，以为这里人人武功高强，江湖复杂。只不过，关于“盗圣”的传言纷纷，但白展堂本人其实胆子很小，那些知名赃物还没在兜里捂热，他就自己还回去了；而传说中凶残的“赤焰狂魔”莫小贝，只是一个爱吃糖葫芦、爱偷懒不练功的调皮少女。

石头分析吴守义。

回头看，江湖，不过如是。

很多人说，同福客栈是一个乌托邦，人人无不是大侠子弟，或是能赤手空拳打败绝顶高手的能人，却甘心在这一方小天地里，叩问江湖的模样。他们又是那样普通：10岁的莫小贝闯了天大的祸都会被原谅，25岁的吕秀才少负才名却被迫接受自己屡试不第、日渐平庸的事实，郭芙蓉意气风发地想要扬名立万，祝无双离开师门孤身漂泊，白展堂眼高手低，佟湘玉要强却容易焦虑，李大嘴年岁渐长仍想咸鱼翻身。

20年过去，演员们早已经成了中年人，在浮沉中尝遍了江湖滋味。当初编剧没预料到的新一代“腐竹”，也已经到了比主角还要大的年纪。他们重新推开同福客栈的门，不再是单纯的观众。

再也没有新的同福客栈。剧作中被寄予了最多偏爱的郭芙蓉，为了寻找心中的江湖，愿意舍弃优越的生活而在同福客栈生活，哪怕只是当一个杂役。今天人们讨论郭芙蓉时，却开始惋惜——她放弃了一种稳定的未来。

《武林外传》面世时，石头还是个中学生。那是摇滚乐正在回响的年代，唱反叛，也唱自由，仿佛世界会在声浪的震动中徐徐展开。20年过去，流动的河变成了凝结的岸，人们惊慌地从此岸划向彼岸，在路上不断回望七侠镇上的同福客栈。

七侠镇的天空只有12米高

下笔写《武林外传》之前，宁财神跟尚敬提议，喜剧要创新：“就弄个古装武侠（剧）呗。”尚敬一开始犹豫地说：“那是不是被拍烂了？”

2004年，《武林外传》剧本的前40集交稿。

初稿里的“终南客栈”，最后改成了“同福客栈”。佟湘玉的人设从赚钱买选票当武林第一美女的“千手观音”，变成了如今屏幕上那个有点虚荣却心地善良、有点贪财却愿意为救人一掷千金的有情有义的佟掌柜。郭芙蓉也从私奔被抛弃的“恋爱脑”，变成梦想以行侠仗义证明自己的“雌雄双煞”之一。

宁财神后来透露，同是编剧的好友俞白眉对初稿的评价是“小噱头，不值钱，得有真东西”。所谓“真”，就是“真实情感和扎实可信的生活细节”。

这一笔改动，知道的人不多，却成为《武林外传》能超越时间的点睛之笔，摆脱了尚敬所说的“被拍烂了”的命运。同福客栈能够在20年间不断引人回望，正是因为其中描绘的不是宏大的、缥缈的、刀光剑影的江湖，而是志同道合、肝胆相照、能够共度庸常的朋友。

开机前一天，宁财神第一次上山，看到了自己笔下的同福客栈——“我的梦，就这么被一砖一瓦搭成了现实。”

平谷飞龙影视基地的宿舍楼，当年演员和剧组主要工作人员都住在这里。拆除后只能依稀窥见当年模样。（图/由被访者提供）

他笔下各路英雄聚首的七侠镇，总共只有1500平方米，其所在的平谷飞龙影视基地离最近的县城也有10多公里。这个12米高、25米宽、600米长的小空间，已经是彼时全中国最大的情景喜剧摄影棚。

在这里，客栈的年轻人苦闷时在屋顶喝酒谈心，害怕时一起在大堂打地铺。江湖传说里的英雄豪强悄悄殒落，骇人的传说不过是以讹传讹，最后留下的是幽幽的《茉莉花》曲声中的“幻境再美终是梦，珍惜眼前始为真”。

2005年7月，《武林外传》拍摄完成，剧组搬离位于飞龙谷的平谷飞龙影视基地，只留下空荡荡的同福客栈。

20年后的夏天，北京下了一场暴雨，为了防范山洪，飞龙谷的村民临时整体撤离。石头在雨后的傍晚开车到平谷，却只看到被暴雨冲垮的基地围墙。

飞龙谷是北京平谷郊区的一座山谷，上山的路蜿蜒盘旋，从高处看像一条飞龙。到平谷以后，还要再开三四十公里，路过一些村庄，才能进入山谷。

平谷飞龙影视基地大门。拍摄时，基地已被拆除数月，连日暴雨后，山上碎石滚落，旧址大门只剩被沙石掩住的残垣。（图/由被访者提供）

半个月后，石头再次开了一早上的车，上山寻找同福客栈。快到飞龙谷时，“在窄窄的‘官道’上，被一头牛堵住了”。他想，这不会是白展堂拉来的牛车吧？

只不过，20年前“被一砖一瓦搭起来”的梦中的同福客栈，已经在不久前被村里收回。过去的摄影棚被完全拆除，只剩下一座房子的框架，连门窗也没有留下，几乎看不出过去的样子。

石头循着花絮中的影像走到食堂的二楼，地上散落着一些《武林外传》的碟片。这几乎是北京这座深山里，最后一点关于同福客栈的痕迹。

他最后没有把飞龙谷的照片和视频整理出来。他想起吕秀才说的话：“一辈子很短，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可这种心情很长，如高山大川，绵延不绝。”

数字金融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五篇大文章”之一。数字金融并不只是移动支付、线上银行或金融科技应用，而是一次金融基础设施的深层重构。

在这一轮重构中，RWA，Real World Assets，即现实世界资产上链，正在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数字金融体系的重要桥梁。

从全球看，RWA已经从概念走向市场。根据RWA.xyz数据，截至近期，全球链上现实资产的分布资产价值约为267亿美元，RWA已不再只是加密金融的小众实验，而是正在进入机构金融和主流资产管理的视野。

更重要的是，市场对未来空间的预期非常高。BCG与ADDX曾预测，到2030年，资产代币化市场规模可能达到1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约10%。另一份由BCG与DTCC相关报告引用的测算认为，分布式账本技术可能带来每年约150亿至200亿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运营成本节约，并通过缩短结算周期，每年释放超过1000亿美元的抵押品管理资金。

这些数字背后，是金融逻辑的变化。传统金融体系建立在账户、银行、托管和集中清算之上；而RWA试图把现实资产转化为可确权、可分割、可交易、可清算、可监管的数字资产。过去难以流动的资产，例如供应链应收账款、商业地产租金、新能源收益权、碳信用、知识产权、数据资产等，未来都有可能通过RWA获得新的金融生命。

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大量产业资产、丰富的绿色资产，以及庞大的数字经济场景。大量企业并不缺乏真实资产和稳定现金流，缺的是标准化、可交易、可被全球投资者理解的金融载体。RWA的意义，就是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可流动资本”。

例如，一个产业园区的租金收益权，一个新能源电站的未来现金流，一个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应收账款，一个经过认证的碳信用项目，都可能通过链上确权、链上披露、智能合约分配和数字货币结算，提高融资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

这正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方向：未来融资不一定只依赖主体信用，也可以更多依赖资产信用；不一定只依赖银行账户，也可以依赖链上资产凭证；不一定只依赖本地投资者，也可以连接全球资本。

香港正在成为这一变化的重要窗口。香港《稳定币条例》已于2025年8月1日生效，法币稳定币发行正式纳入持牌监管框架。2026年4月10日，香港金管局公布首批稳定币发行人牌照，标志着香港稳定币监管进入“立法、审查、发牌”的闭环阶段。这对RWA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稳定币解决的是链上支付与清算问题，RWA解决的是链上资产供给问题。没有稳定币，RWA难以形成高效结算；没有RWA，稳定币也缺乏足够丰富的真实资产应用场景。二者结合，才可能形成完整的数字金融循环。

当然，RWA不是简单“把资产搬上链”。真正的难点在于法律确权、资产估值、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跨境监管和风险隔离。区块链可以提高技术可信，但不能自动保证资产真实；智能合约可以提高执行效率，但不能替代法律制度；代币化可以提高流动性，但也可能放大风险。

因此，中国发展RWA，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老路，而应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和服务金融高水平开放。未来十年，数字金融的竞争，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更多资金”，而是谁能够更高效地把现实世界资产数字化、标准化、全球化和流动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RWA不是数字金融的边缘创新，而可能是做好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的重要抓手。它既连接现实资产，也连接全球资本；既服务实体经济，也重塑金融基础设施。

“抱抱盲兔”的假视频，无非是炒作电动自行车占用盲道的老话题。视频是假的，盲人出行难的问题是真的。但是，提高盲道利用率可以说是伪问题，电动自行车占用盲道更是伪问题中的伪问题。

今年5月初，网友“抱抱盲兔”发布了一段自己在盲道上被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

围观网友的义愤填膺，让这条视频上了热搜。可是，警方调查核实后，这条视频竟然当事人摆拍的，让人大跌眼镜。

利用大众的同情心赚眼球、蹭流量，理应受到司法机关和平台的处理，无需赘述。但是，假视频背后的真问题，还是值得重视的。

盲人出行问题受到“高度重视”，现实求解依然困难重重。小电驴用户量巨大，对应的交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反而成了动辄挨骂的“二等公民”。爱心爆棚、对弱势群体高度同情的网友们，何以如此厚此薄彼？

01

盲道可以说是使用率最低的城市道路设施。“抱抱盲兔”的假视频，最假的就是在盲道上被撞了，因为真的没几个盲人走盲道。

北京博研咨询的《2026年中国盲道行业市场现状调查及投资机会研判报告》指出，中国盲道的建设里程数、城市覆盖率均为全球之冠，但是全国范围内盲道功能性失效率高达73.6%‌。盲道不帮“盲”的原因，也就老生常谈的那几条：

设计施工不合理，电线杆、花坛、阶梯等障碍物阻挡；被机动车、共享单车、电动车停放占用；缺乏维护保养，损坏后没有及时修复。

这几条翻来覆去说，却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说来说去，无非是“提高公众意识”、“加强管理”之类正确的废话。

“提高公众意识”要是能解决现实问题，别说区区占用盲道了，大量的社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现实是，“公众意识”代替不了人行道、停车位不够的空间逼仄。规划严重滞后的老城区就不必说了，很多新城区的规划设计对人行道、停车位的空间分配也是极其吝啬的。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那么巴掌大的地，还要塞进电线杆、花坛、垃圾箱等七零八碎的，别说盲人了，行人正常走路都费劲。这种道路条件下，就是把人行道全铺成盲道也解决不了问题。

“加强管理”也是纸上谈兵。我们的城市很大，路多且长，加之路况复杂、空间分配的基础条件不佳，有效利用盲道的管理成本不可承受。多少米路配一个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每天要劝阻多少占用盲道停车的？管不起，也管不住。

其实，当年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经验引入盲道解决盲人城市出行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彼“城市”不是此“城市”，压根不是一回事。

欧美国家的城市体量普遍较小。3亿多美国人，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仅有4座，大部分人口分布在近两万个建制市，城市平均人口仅一万，也就中国一个大型社区的规模。这些“城市”的盲道本质上就是个社区公共设施。

欧洲的情况也大差不差。以德国为例，市镇（Gemeinden）的平均人口仅6千人出头，“城市”（Städte）的平均人口也不过4万。小的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大型商品房社区，大的也不过是几个大型社区的小城镇罢了。

盲道作为社区设施，通过“提高公众意识”、“加强管理”，当然可以有效利用。小区搞几条盲道，多大点事？真不难。

百万人口级的欧美大城市，就是另一回事了。实际上，欧美大城市盲道的物理覆盖率并不高。纽约、伦敦的公共盲道也只设置在十字路口等重点交通区域和博物馆、公园之类的重点公共设施，物理覆盖率远不及中国同等规模的大城市。而德国柏林早在1999年后就不再建设盲道，而是转向“平行街道”的无障碍化。

所以，在盲道问题上，倒也不必动辄“学习欧美”。实际上，盲道只是一种很简陋的触感引导设施，以今天的科技水平，便捷高效的替代方案有不少。

近年来欧美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推出的智能手杖、智能鞋都能很好地辅助盲人出行，纽约大学还研发了一款智能导航腰带，用振动引导盲人方向判断。在这情况下，我们还要死磕盲道吗？

▲斯坦福团队开发的智能盲杖（图/视频截图）

盲道非但难以帮“盲”，反而成了人行道上的陷阱。作为一种触感引导设施，盲道天生就是磕磕绊绊的，对老人孩子都是安全隐患。

老人被盲道绊倒送医院的事故，网上不难查到。甚至还有过不锈钢盲道的“天才发明”，雨天路滑成了明晃晃的道路陷阱。这是帮“盲”还是害“盲”？

盲道能否帮“盲”另说，却无疑养肥了盲道产业。《2026年中国盲道行业市场现状调查及投资机会研判报告》预测，盲道条的市场规模在2026年将达到9.68亿元，盲道砖更是高达45.5亿元。

这还只是盲道建材，加上人工费用、砂石水泥等等，当然不止。每年这些资金如果投入到科技助盲的项目中，能研发生产出多少盲人用得上的智能盲杖、智能鞋？

盲人出行难问题的科技解惠而不费，现实反而是人狗两不便、训练成本十万起步的导盲犬，和盲道一样时不时成为爱心人士钟意的舆论热点。电子狗已经战场的时代，他们还惦记这贵物，不得不感慨这“爱心项目学”的博大精深啊。

总之，盲道不是解决盲人出行的好方案，却是市政工程的“好项目”。好就好在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巨大民意支持，勒紧财政裤腰带也要上。

可是，公共交通另一弱势群体，电动自行车用户非但没有民意保护，还成了受歧视的交通“二等公民”。

02

“抱抱盲兔”的假视频，选择电动车主作为“反派”恐非偶然。电动车用户群体在舆论场上早已被贴上了“低素质”“马路杀手”“社会负担”等“反派”标签，特能拉仇恨。

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可是，电动自行车的路权保障问题从来都是阳光下的阴影。

其实，电动车的出行难题，和盲道“被占”的性质十分相似。电动车“乱象”的根本原因是非机动车道的规划空间不足，甚至很多主干道压根就没有非机动车道。无路可走，所以乱走。该给的道路空间不给，不该走的路就走了。很多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乱象”就是由此而来。

照例，又是“提高安全意识”之类的陈词滥调，只不过用在电动自行车议题上就不是呼吁保护的送温暖，而是呼吁限制、呼吁禁止的后妈脸了。偶有提出扩大非机动车道方便电动车出行的呼吁声，也会淹没在“就不该让他们上路”的反呛声浪中。

为了盲人出行的小众问题大秀爱心“高度重视”，不惜在低效方案上斥巨资。非机动车道不足，事关数以亿计的电动车用户的合法路权，分明是城市交通的主流问题，许多人却视若无睹，甚至是呼吁禁行限行的喊打喊杀。这难道不荒唐吗？

显然，限制、禁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电动自行车因其廉价便捷，是城市交通不可或缺的组成，没有理由禁止、限制，技术上也不可能全面禁止。

试想一下，要是数以亿计的电动自行车通勤大军涌入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地铁、公交显然不堪重负。要这些城市底层居民统统升级为私家车主，无异于“胡不食肉糜”。

所以，我们的城市空间应该为电动自行车留足空间。充分重视、合理规划非机动车道，才是正解。正解不出，无论怎么限制、禁止，只会越管越乱。各种电动自行车限令、禁令几乎都是一阵风，风头一过就熄火了。

03

“抱抱盲兔”的假视频，无非是炒作电动自行车占用盲道的老话题。视频是假的，盲人出行难的问题是真的。但是，提高盲道利用率可以说是伪问题，电动自行车占用盲道更是伪问题中的伪问题。

斥巨资大搞盲道、大幅提升盲道的物理覆盖率，其实是无视“城情”差异，引入了欧美并不存在的所谓先进经验。就此来讲，并不是电动自行车占了盲道，而是低效的盲道规划占用了道路交通空间。公共资源有限，更要有效利用，而不是用作爱心秀。

舆论也是一种公共资源，隔三差五就拿出来炒作的盲道议题同样是浪费公共资源。每每有盲道效用低的质疑声，爱心人士就会义愤填膺地指责质疑者冷漠、不关心弱势群体的权益云云，姿势很帅、掷地有声，却是车轱辘话反复说的无效表达。

可能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感动、占领道德高地的居高临下，具有高度成瘾性，让很多网友乐此不疲。

可是，这种容易上头的爱心并不是阳光普照。许多人对数亿“肉包铁”的电动自行车用户别说爱心送温暖了，连起码宽容和理解都没有。

真底层、真弱势的真困境，非机动车缺乏基础设施保障的真问题，都被“该管”“该禁止”的快意恩仇，遮蔽了。

*题图来源于CFP

从2018年《忽左忽右》上线时对“长内容”的投入，到如今目睹中文播客成为“后抖音时代”里听众的“透气窗口”。十年的播客实践，让杨一的视野跨越了太平洋。他看到了美国播客依托公共广播体系生长出的叙事传统，同时亲历了中文播客在没有公共广播基础的背景下，从短视频算法中“硬挤出来”的市场化生长。

作为国内最早的播客创业者之一，杨一懂得如何用声音构建“陪伴感”，也要熟悉广告、品牌定制和会员订阅的商业模式。虽然经历过平台对“短平快”节奏的要求，但他坚持认为听众需要的是“主动选择的深度”。他不觉得视频播客是对音频的一种冲击，而是认为播客最核心的价值在于“真人信任度”——这种基于真实对话的温度与连接，是任何AI生成技术都无法模拟的稀缺资源。

如果你好奇“为什么中文播客跳过了美国的叙事类路线？”“为什么被新传学生吐槽的过时传播学理论，反而成为AI时代最保命的优势？”，抑或是“AI生成的播客能否替代真人？”，不妨听听这位播客前辈的思考。

以下是杨一的讲述：

（一）广播“基因”的不同

为什么美国有《Serial》《This American Life》这样制作精良的叙事类播客，而中文播客的主流是《忽左忽右》《文化有限》这样的访谈/清谈/聊天节目？这源于两国广播体系迥异的历史传统与市场逻辑，是“基因”层面的区别。

美国的播客，是站在公共广播体系基础上成长繁荣的。NPR（美国国家公共电台）、PBS（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从上世纪70年代起，因其非商业化的公共使命，就在用纳税人的钱、听众的捐款，系统性地培育那种“不赚钱但有社会价值”的深度叙事内容。在这种土壤里成功的叙事播客，是公共广播体系几十年来的叙事人才和经验积累，在数字分发时代的一次集中释放。于是，美国市场演化出了结构清晰、模式多元的生态，分别是传统商业资源平移、公共使命驱动与纯粹市场创新三种路径。

而中国的传统广播，长期是商业逻辑主导，核心收入高度依赖广告，运营围绕“收听率”展开。在垄断性的渠道（无线电波资源、车载场景）保护下，它缺乏像美国公共广播那样，依靠财政拨款、听众捐款或基金会支持来长期培育“不赚钱但具有社会价值”的内容机制与内在动力。

所以，中文播客的爆发，跳过了“叙事类播客”这个高门槛阶段，直接进入了“长形式、真人陪伴式对谈”。它的驱动力不是经验和人才传承，而是“后抖音时代”的社会心理背景——短视频算法席卷互联网，用户对被动投喂的、碎片化的短内容产生厌倦，从而主动转向寻求一种可自主选择、能提供深度陪伴和真实交流感的音频内容。聊天播客恰好以最低的创作门槛和最强的真实感，丝滑承接了这样迫切的社会需求。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众”。哪怕播客渗透率只有10%，乘以庞大的人口基数，绝对用户规模也比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多，这是另一种“发达”。还有一种“发达”体现在活跃度较高、未完全固化的产业结构，以及对新形态、新商业模式的持续探索之中。

（二）中美播客，为何会殊途同归？

我向美国同行解释中文播客的发展时，通常会从“后抖音时代”讲起。

美国播客是在2014、2015年随着《Serial》的火爆而兴起的，而中文播客真正成规模，是2018年露头，2019年形成清晰起点，之后线性增长的。中文播客不是在自然偏向长内容的环境里出现，而是在短视频高度普及、算法主导一切的市场里生长出来的，是硬挤出来的。

2018年《忽左忽右》刚上线，音频平台建议我们把一期拆成三段，每段二十分钟，他们觉得大家只能听得进短节目。我们当时并不认同这种判断，谈不上是理性分析，更多是一种执拗——坚持做长内容。

后来成立JustPod，开始做用户调研，我们才真正看清了听众的需求。很多中文播客的听众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全是短的、碎片化的、由算法喂给他们的内容。他们需要一个能透气的窗口，一个能提供主动选择、长时间、真人陪伴的东西。

在2020年那个时间点，这种内容几乎只有播客能提供。那时没有鲁豫的《漫谈》，也没有《罗永浩的十字路口》，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几乎消失，视频平台也仅存像《圆桌派》《十三邀》等少数几档访谈节目。播客恰好成了算法主导的内容环境里的一块飞地。

从整体路径来看，中美播客的发展差异并不是由某一类内容决定的，而是由各自的媒介土壤塑造的。他们之间有一个大约五年的时间差。美国更早经历了音频播客的成熟、商业化和平台化，而中国是在短视频和算法主导的环境中开启了播客的增长周期。但到2025年，美国也已经经历了算法平台与短视频内容5-6年的洗礼，两个国家的两条路汇合到同一个议题上——视频播客兴起，以及它对以声音为主的播客形态带来挑战。

在我看来，中美播客发展的路径不同，但落点相同，可谓殊途同归。

2020年，我在北师港浸大（UIC）参与开设播客课程，我一直坚持，要想理解播客创作，就不能和人类广播一百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割裂。

我会用8周课时讲广播百年发展史，对比中英美三个市场，看传统广播电视如何影响当地人的内容消费习惯，这些习惯又如何影响今天的播客认知和消费行为。实践课上，我们不要求传统小论文，而是让学生递交音频作品，把研究结论用声音表达出来。每学期我都会给新生做播客产业的分享，聊聊播客行业的新趋势和变化。

国外的播客教育走得更靠前。伦敦大学城市圣乔治学院在2023年开设了全球第一个播客方向的一年制文学硕士项目。纽约大学、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也纷纷开设声音与播客课程，我自己也一直为伦敦大学学院（UCL）担任播客课程的业界导师，有的会直接与行业接轨，学生在学期中就有机会向业内人士提案，像“选秀”一样展示自己的节目创意。我曾经参加过伦敦城市大学的一个这类的实践活动，其中一个节目会去捕捉市面上能找到的各种灵异事件，做成一个大约六集的系列节目，现场反响很好，后来也被一个播客公司的老板挑中。

我认为，新闻学院把教学和播客结合，势在必行。播客教学，本质是传统意义上国内高校体系中“广播电视新闻学”的延伸。上一个时代的音频新闻是广播，这个时代是播客，下一个时代会进入AI声音新闻，播客就成了中间的过渡形态。如果我们在这个过渡期，不能及时捕捉受众心态的变化，并将其转化为知识和经验传授出去，就会错失应对未来变化的最佳窗口期。

如果学界和业界不尽快合力挖掘新闻业的本质与稀缺性，并像英国伦敦大学城市圣乔治学院那样，快速将符合市场、符合时代气息的内容创作思路和经验，通过教课、编教材、写论文固化积累下来，就很可能在AI时代被迅速代替。

很多新闻系学生觉得课堂知识过时，在我看来，那些是真的独家秘笈。

1、媒介为杯，内容为水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我在学传播学概论时听这话也是云里雾里，只能把它当成课堂笔记的一部分。直到我做播客，开始真正面对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差异，才清楚感受到：内容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永远是在某种媒介形态里被呈现的。不同的媒介就像不同形状的杯子，可能是柱状杯、茶杯，而你的报道、采访、内容就是水。听众最终接收到的，是被杯子塑形后的东西。

我越来越能理解这些课程的价值。我们至少知道施拉姆、拉扎斯菲尔德、麦克卢汉，知道冷媒介、热媒介、知沟理论等。我不认为这些东西会随着技术变化而发生本质改变，它们只会在你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被激活。在一个人人都能做内容的自媒体时代，新闻系学生更早有机会接触到有关传播本质的理论。发展史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上一个时代的传播故事会在下一个时代不断重现，理解上一个时代的发展过程，就更有可能预测下一个时代的走向。

2.姿态变了，内核没变

很多同学觉得课堂上的采访技巧过时了，那些不断挖掘、不断追问，甚至是“撬开他的嘴”的记者形象，好像不适用于今天的播客聊天。

其实不是技能过时了，而是它的姿态变了。

上个时代的新闻采访，记者被赋予“第四权”，过程带着一种审视性、挖掘性的姿态。而今天播客里的访谈状态完全不同，是一种更平视、更开放的对话。就像鲁豫在《慢谈》里意识到：今天做采访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如果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个秘密，就要先分享一个自己的秘密；如果希望谈话持续下去，就必须对对方感兴趣的东西有认知，而不是站在一个完全旁观的位置。

但内核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学新闻的人最知道怎么获取原始事实——调查力、在现场的突破能力、对未知问题的发掘能力、把已知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逻辑能力，而这些都是新闻专业实践中会训练的东西。这些AI做不到，它只能基于已有数据生产，无法创造新的事实。

3、写作价值

写作能力能帮助制作人在大量信息之间重新建立结构，让听众感受到你当初感受到的东西。

一个调查或专题可能有十几个受访者，你如何在获得这么多素材后，回到最初的问题意识？如何让听众在有限的篇幅里理解你的路径？这需要依托写作。英文播客里大量叙事类节目，本质上就是在做音频版的特稿，结构必须优先，写作才是真正打动人的部分。

而在中文播客的语境里，大家更习惯在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陪伴式聆听中慢慢理解逻辑，写作不一定是刚需，但并不代表它没用。写作技能本身有跨媒介存在的基础，在叙事类、专题类内容里非常重要。

到了AI时代，这一点会更清晰。AI可以把你给的原始素材生成50个版本。300字的AI摘要，1000字的短报道，3000字的中篇故事，8000字的深度特稿。30秒的短视频，15分钟的解释视频，30分钟的电视访谈，1小时的纪录片……但内容从哪来、如何选择、如何判断，依然是人说了算。在纯粹的生产环节，怎么得到内容这碗“水”，才是核心价值和核心竞争力。

1、做播客怎么赚钱？

我发现中文播客的商业化图景呈现出多元、分散、并行探索的鲜明特征。最普及的是广告，它能让“很多播客都可以收到这个钱”，是一种相对普惠但高度依赖流量的路径，收入极为分散。

其次是品牌播客或企业音频服务，项目单价较高，但本质是To B的服务采购，品牌方购买的是包括策略、制作、传播在内的完整解决方案，而非单纯内容，收入规模可能不低，但只有少数有系统化服务能力的机构能吃到。

再有是付费与会员订阅，是大众视野里一种更直接的变现方式，依赖不可替代的内容价值，目前占比较小。至于线下活动、伴游团或周边商品等衍生变现，属于外围探索，比例更小。

2、真正的审查来自“民众的汪洋大海”

在我看来，当前中文内容产业最真实的约束环境，并非是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而是来自普通用户的举报和网络上的恶意评论所引发的舆情压力。平台出于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的需要，会对这类民众自发形成的舆论压力做出反应，通常采取比官方要求更为严格的自我审查。

真正的审查压力是自下而上涌现的，源自“民众的汪洋大海”。标准是由分散的、情绪化的公众舆论即时塑造，而非清晰的条文规定。这也意味着，营造一个更为理性、包容的线上舆论环境，抵制举报文化的“平庸之恶”，是每一位内容消费者与创作者的共同责任。

3、AI播客这么好用，人怎么办？

最近一两个月，我在使用Google的NotebookLM。我把一篇论文丢给它帮我深度消化，它可以产出一期二十到三十分钟的、两个主持人对谈形式的中文播客。

我就通过听这个来拆解论文，获得核心信息：这篇论文到底在讲什么？用什么样的论据来论述？论述之后，哪些符合预期、哪些超出预期？作者认为它对未来的哪些场景可以复用？如果我觉得某个论点非常新、非常有价值，或者有让我“有感”的点，我就会再回到文本当中去细看。这大大提升了我的效率。那些论文有些是2020年下载的，这么多年我都没看过，但用NotebookLM，很短的一两周内，二三十篇论文我全都“听”掉了。

NotebookLM有几个很细致的地方。第一，我认为，它放下了人的固执和人的思维局限，脚本比我们写的所有脚本都好，没有任何“挣扎感”。第二，它说话保留了呼吸、说错话、口癖。真实的谈话里就是有呼吸的，适度的口癖可以增强“真人感”或“活人感”。很多人类剪辑师拼命剪掉的东西，它把它们找了回来。

使用NotebookLM的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第一，声音未来会变成“为我所用”的东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生成任何我想听的东西，比如把一篇枯燥的行业报告变成通勤路上的对话。这会让更多人习惯“长时间聆听”，扩大整个音频市场的基数。我非常看好它的市场潜力，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我喜欢听，听是我可以接受的一种消费形态。到那时，“真人的信任度”会成为一种核心价值。

视频播客来了，很多人会焦虑，会疑惑：音频播客会被取代吗？

我的判断是，视频播客的兴起并非对音频播客的简单替代，而是一种基于用户需求与平台生态的自然演化。

它的出现，是因为大量用户来自B站、小红书、YouTube等视频内容社区中。他们需要“长视频”、“深度对谈”。视频播客在场景设置、对话姿态和制播上彻底革新。与传统电视访谈节目相比，视频播客的场景设置追求平等与亲密感，采用近距离、面对面的座位安排，强调主持人面向嘉宾身体前倾、保持倾听与倾诉的状态。整个制作理念不再是通过后期剪辑营造对话感，而是追求在录制现场就达成真实、松弛的深度交流。从审视到平视、从表演到陪伴的姿态转变，定义了视频播客区别于过往访谈节目的根本特质。属于长视频与播客形态的汇流。

未来，视频播客与音频播客会是一种共存与互补的关系，服务于不同场景下的用户。音频播客将继续占据通勤、家务、睡前等伴随场景，视频播客则满足观看真人互动、获取沉浸式体验的需求。两者是在不同的媒介轨道上，共同回应着用户对“反碎片化”、“真人链接”内容的深度渴望。

最后，我想给新人一个建议：不要被平台绑架，要让平台为我所用。

与其长期困顿于“我究竟擅长什么”的抽象思考，不如直接投身创作，在抖音、B站、小红书、播客等不同平台上，尝试短视频、长视频、音频、图文等多种内容形态。每一次实践都不是为了追求单次的爆红，而在于积累对不同媒介特性、用户反馈和内容创作本质的第一手感。正是在这个不断试错与获得反馈的过程中，才会更清晰地识别出：哪些内容是你能持续提供且乐在其中的？哪些技能是你的长项？你的表达在与世界碰撞时，真正稀缺的价值是什么？

同时，应保持一种长期主义的、经验积累式的职业观。今天在各类平台上的所有创作实践，所积累下来的都是对媒介的感知、对受众的理解、对内容规律的把握，这些都会成为未来应对任何媒介形态变化的底层资产。

因此，我认为不必过度焦虑于立即找准一个“终极定位”，而是将当下视为一个宝贵的“探索期”，通过积极的创作、发布与复盘，在行动中不断勾勒和修正自我轮廓，让“自己”在真实的世界反馈中逐渐清晰、确立。

Q：叙事类播客在中国有市场吗？

A：叙事类播客在中文市场发展潜力相对有限，这是由市场环境、用户习惯与产业基础共同决定的。

当前中文播客以制作门槛低、社交属性强的“对谈闲聊”类节目为主流，相比之下，叙事类播客制作成本高、周期长，但商业回报路径尚不清晰，属于“高成本、高风险、慢回报”的领域。此外，国内还缺乏成熟的产业基础设施，如专业的叙事人才库和专项基金支持。

因此，对于热爱叙事类播客创作的个体而言，更可持续的办法是采取一种“职业”与“志业”分开的务实策略。创作者通过音频制作、内容策划等市场化的技能获得稳定收入，支撑自己在叙事领域的探索。

一是进行项目制创作，将每个叙事作品视为一个完整独立的项目，寻求特定的赞助、资助或合作，而非追求持续性的节目更新；二是通过工作坊、创作营或线上社群，与同好组成互助团体，在获取专业反馈和情感支持的同时分摊成本与压力；三是将能力商业化，将叙事能力应用于品牌故事、有声剧等商业项目，既能获得报酬、磨练技艺，也能验证叙事方法在不同场景下的效果。

叙事类播客作为兼具深度与审美的声音内容，创作者会从创作本身体验到无穷乐趣和启发他人的满足感，这种情绪价值有时比物质收益更为可贵。

Q：机构媒体做播客为何乏力？

A：个人做播客，源于真实的生存压力与内在的创作激情，内容产出直接与市场反馈和个体收入挂钩。压力迫使他们必须深入媒介、精准定位自身独特性，并从零开始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他们的内容是从新媒介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更具原生魅力。

机构媒体的生存逻辑与新媒体市场的竞争环境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错位。机构媒体的优势和根基并不来源于市场化的内容能力，而是来源于作为特殊体系的一部分，所享有的政策与传播渠道优势。它缺乏像成熟市场化媒体那样，必须不断追问“剥离传统媒体的权威后，我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并进行自我重塑的紧迫感。

这种底层逻辑的错位，直接导致了机构媒体做播客时常陷入两种困境。一是对自身核心价值的认知容易产生偏移。在转型时，机构媒体往往较难从自身作为专业新闻机构独有的信源网络、采编能力或品牌公信力出发，去设计原生内容产品，而是容易在考核指标的驱动下，陷入被动模仿的惯性——市场上流行什么，便去尝试对标什么，结果丢掉了原有的独特性。二是对新媒体生态与用户心理的理解存在一定隔膜，较难真正契合播客所依赖的平等、亲密、真人陪伴的媒介特质，也容易低估听众在此寻求情感连接和深度交流的心理诉求。

距离2025年6月完成上市辅导的时间表，已经延期近一年，桂林银行的上市进程仍迟迟未动。

根据最新一期公开发布的中信证券辅导报告，该行房产土地权属、未决诉讼两大障碍，仍未清除。

桂林银行在2025年资产规模突破6000亿，较年初增长4.35%，是广西首家突破6000亿的城商行。2025年年报显示，该行并表后实现营业收入118.89亿元，同比下降1.36%；实现净利润17.02亿元，同比下降26.63%，并表归母净利润19.45亿元，同比下降15.14%。

这是桂林银行近十年来首次出现营收和净利润双双下滑，也为这家广西最大城商行的上市之路，增添了一层薄雾。

区域“老大”失速

据财报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桂林银行并表口径下实现净利润21.01亿元。这意味着，第四季度单季净亏损约3.99亿元。年报称，2025年12月，桂林银行为响应监管“减量提质”要求，协议转让所持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59.66%股权，一次性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4.03亿元。

截至2025年末，该行并表口径净利息收入为109.48亿元，较上年同期103.63亿元同比增长5.65%。

资产质量方面，2025年三季度，桂林银行不良贷款率升至1.94%，较年初增长0.2个百分点，高于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同期城商行1.52%的平均水平。到2025年年末，桂林银行不良贷款率降至1.68%。而同区域的北部湾银行截至2025年末不良贷款率为1.43%，柳州银行尚未披露2025年末不良贷款率，但其2025年6月末不良资产率为1.57%。

作为广西另外两家主要城商行，2025年北部湾银行实现归母净利32.73亿元，同比增长4.17%。柳州银行归母净利7.75亿元，同比增长3.61%。拨备覆盖率方面，截至2025年末，北部湾银行为193.60%，柳州银行为159.70%，均高于桂林银行的132.20%。

今年一季度，桂林银行业绩下滑的趋势仍在延续，一季报显示，该行净利润10.01亿元，较上年10.32亿元同比下降3.05%。

15年上市长跑卡在起跑线

2011年，桂林银行开始其上市路。彼时时任董事长王能首次提出“争取5年内上市”的目标，这一走就是15年。

2015年8月，桂林银行曾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新三板挂牌事宜。当年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22.2%，不良贷款率升至1.52%，次年便暂停了挂牌申请。2019年11月，时任桂林银行副董事长吴东在该行人事调整宣布会上表示，要“力争在3到5年内，实现桂林银行上市梦想”。

2023年8月，桂林银行与中信证券签署辅导协议，并向广西证监局报送上市辅导备案材料，同月获得受理，正式进入IPO辅导阶段。根据辅导备案报告，桂林银行将接受中信证券为期近两年的辅导。辅导计划将于2025年4-6月完成，并制作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文件。

截至2023年末，桂林银行资产总额突破5000亿元大关，当时，其被视为是广西首家上市银行最有力的竞争者。

进入辅导期后，桂林银行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浮现。根据辅导机构中信证券多期辅导报告反复指出，该行主要存在两大障碍：一是因历史原因，少量自有房产土地未办理权证、部分租赁房产未备案登记，需进一步完善权属手续。二是在日常经营中涉及若干法律诉讼，主要为银行在信贷等业务正常开展过程中作为原告发生的未决法律纠纷。

一场人事变动让上市之路更加不确定。2025年4月，年报披露董事长吴东届中辞任。同年9月，桂林市纪委监委通报，吴东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吴东辞任后，桂林市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原行长张先德接任董事长，副行长雷鸣升任行长。

IPO的大门外，等待的并非只有桂林银行一家。在A股市场，排队银行有5家，另有15家银行处于上市辅导备案期。

东方财富网数据显示，截至目前，A股42家上市银行全部破净。民生银行市净率仅0.28倍，郑州银行0.36倍，华夏银行0.33倍。即便是估值较高的招商银行、杭州银行，市净率也不过0.84倍和0.86倍。据统计，全行业平均市净率约0.6倍。截至目前，兰州银行是A股市场唯一一家破净发行的银行，2022年1月在A股上市，发行市净率为0.82倍。

（图源桂林银行官方）

日前，金徽酒披露2026年一季报。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金徽酒实现营收10.77亿元，同比下降1.70%，净利润同比下降12.51%至2.05亿元，延续了2025年以来营收、利率双降的态势。

作为一家甘肃酒企，今年一季度，金徽酒在省内从8.57亿元营收下降至7.89亿元，同比下滑7.87%；省外（甘肃省以外地区）营收2.86亿元，同比增长20.49%。

曾经的“西北酒王”在大本营市场进一步失守，在5月15日举办的线上业绩说明会上，有投资者向管理层提出外界关注的问题，“全年省内企稳措施、省外扩张目标是什么”。

金徽酒董事长、总裁周志刚回应称，金徽酒坚持“布局全国、深耕西北、重点突破”的战略路径，稳步推进大西北根据地市场建设，强化区域内部协同联动与资源共享，持续提升市场占有率。省内市场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21.12亿元，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90亿元。同时，公司着力培育华东市场、北方市场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新引擎，成为销量增长的第二曲线，省外市场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6.65亿元，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87亿元。

实际上，金徽酒75%以上营收靠甘肃本省。在其2025年年报风险提示中，金徽酒就提及，白酒行业集中和分化的趋势加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消费者对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白酒产品需求不断提升，市场份额逐步向头部企业和区域龙头靠拢。若公司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夯实基地市场、扩展省外市场、优化产品结构，则可能面临市场份额被挤压，造成公司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据白酒媒体“酒业家”报道称，2025年五粮春甘肃规模突破20亿元，剑南春稳定10亿元体量；其中，五粮春2024年在甘肃的销售规模约13-14亿，近年增量6-7亿元，宴席市场全面挤压金徽酒。后续券商投研复盘金徽酒2025年业绩时，也直接采信该调研数据。

被管理层称为“销量增长的第二曲线”的省外市场，虽在一季度营收有所增长，但据2025年报显示，省外经销商流失171家，仅新增80家，流失量是新增的2.1倍。

2026年一季度，省外经销商又流失18家，新增34，净增加16家。

值得注意的是，吸引更多经销商销售金徽酒，或与其放开收款方式有关。

一季报显示，截至3月31日，货币资金、经营性现金流回调的同时，金徽酒应收票据由2025年底的22.85万元，暴涨至5000万元；应收账款由2025年底的748.87万元翻倍增至1938.77万元。

白酒企业多为“先款后货”销售模式，经销商需先打货款，相较立刻到账的现金，票据需要延后兑现。对比部分酒企全款结算、零票据的收款方式，金徽酒通过放宽账期、票据结算供货背后，或是终端卖不动、渠道压力大，被迫松了口子。

在今年一季度，金徽酒销售费用率也有所下调。近五年年报显示，其销售费用从2021年的2.78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6.30亿元，5年涨幅70.7%；反观营收，从2021年的17.88亿元增长至2025年29.18亿元，5年涨幅63.2%，销售费用率也持续走高。

公开资料显示，金徽酒销售费用主要用于省内外品牌宣传、宴席、团购、经销商返利、渠道补贴。

周志刚表示，当前公司将市场秩序维护作为营销工作的重点内容，通过价格体系管控增厚渠道利润，通过用户工程强化产品动销，通过精益管理优化费用效率。

作者 | 张博

编辑 | 丁萍

头图 | AI生图

过去两年，AI产业最耀眼的主角是大模型，随后市场的目光迅速转向“算力”——谁有GPU、谁有机房、谁能更快把服务器架起来，似乎谁就站在了浪潮前排。

但任何产业往前走一步，底层逻辑都会变一层。

如果说训练大模型更像“造发动机”，那么今天越来越重要的推理服务，更像是让汽车真正跑上路。模型再强，如果不能被稳定、低成本、大规模地调用，就很难真正进入企业、进入场景、进入日常生活。

而推理本质上是一种持续性的算力消耗。用户每一次提问、每一次生成内容，背后都会消耗Token。随着AI应用规模越来越大，行业真正比拼的，也不再只是“有没有GPU”，而是谁能更低成本、更稳定地生产和调度Token。

也正因为如此，AI算力服务正在发生一场重要变化：过去主流是“算力租赁”，说白了就是租GPU、租服务器；而现在，新的角色开始浮出水面——Token工厂与Token运营平台。

这两个词听起来新，但如果换成更通俗的话，其实不难理解。所谓Token工厂，就是专门“生产AI输出能力”的工厂，它不只是把机器租给你，而是直接把模型跑起来，按实际输出量收费。所谓Token运营平台，则像AI时代的“模型中转站”或“统一入口”，把不同模型、不同服务商整合起来，让企业和开发者更方便地调用。

如果说过去卖的是“铲子”，那么现在越来越多公司想卖的，是“挖出来的矿”；如果说过去比的是“谁有机器”，那么现在比的，是“谁能用同样的机器，产出更多、更便宜、更稳定的智能服务”。

这背后，不只是新概念，而是AI产业分工开始深化的信号。更现实的问题是：从卖GPU到卖Token，AI推理服务到底是不是一门更好的生意？

AI算力服务为何要发生变化？

因为 “租算力”开始不够用了。

任何新产业在早期，都会经历一个“资源稀缺”的阶段。AI也一样。前两年，大家最关心的是有没有高端GPU，能不能拿到英伟达的卡，能不能尽快把集群搭起来。

于是，“算力租赁”成了一个很热的生意：有资源的人把GPU服务器租出去，客户按月、按年付费。这个模式在产业早期成立，因为当时最稀缺的是“资源本身”。

但随着AI从训练走向推理，这种模式的局限开始暴露。

首先，它更像“出租设备”，而不是“交付结果”。客户租的是GPU，不是最终的AI能力。就像租了一台机器，至于机器最后做出多少产品、赚了多少钱，和出租方关系不大。这意味着，哪怕下游AI应用突然爆发，算力租赁方也很难真正分享到增长红利，收入通常是固定的，弹性有限。

其次，它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如果大家做的都是“谁有卡、谁便宜、谁交付快”，那么这门生意最终很容易走向价格战，利润空间会被持续压缩。

更重要的是，对大模型公司和互联网大厂来说，自己扛着全部推理体系越来越重。今天的大模型服务，已经不是“把模型部署上去”这么简单，它背后要解决的是机房、电力、散热、网络、存储、调度、模型优化、延迟控制、稳定性保障、成本管理等一整套复杂问题。

对很多大厂来说，算力投入已经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财务问题、组织问题，甚至是风险问题。资本开支太重，运营太复杂，合规要求又越来越高，企业自然会想：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既拿到推理能力，又不用自己事事亲力亲为？

这就像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品牌商会把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给更专业的工厂。AI产业也正在出现类似的分工。于是，问题不再只是“有没有算力”，而是谁能更高效、更稳定、更低成本地把模型能力转化成Token，并持续交付给应用和客户？

而这里真正的变化还不只是“服务外包”，更在于计价方式变了，收入逻辑也就变了。

Token工厂有何吸引力？

所谓Token工厂，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推理服务模式。它有重资产底座——机房、服务器、集群、电力、网络；但它不只是把这些硬件租出去，而是直接承接模型推理任务，生产Token，并按Token消耗收费，甚至和模型方按收入分成。

如果用制造业做类比，它有点像AI时代的“代工厂”；如果用能源行业做类比，它也有点像“炼油厂”——真正决定价值的，不只是有没有原料，而是能不能高效率地加工出有价值的产出。

为什么这个模式更有吸引力？

因为它同时满足了上下游两端的需求。对上游模型厂商来说，可以把一部分推理产能外包出去，自己更专注于模型研发和应用生态；对下游客户来说，不需要自己深度介入复杂的部署和调优，只要通过标准API调用，就能拿到稳定的AI服务。

对Token工厂自己来说，收入不再是固定租金，而是和下游调用量相关，如果AI应用越来越普及，Token消耗越来越多，它就有机会分享到更大的增长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公司披露的Token工厂业务毛利率，会显著高于传统算力租赁。传统租赁更像资源生意，而Token工厂更接近“资源+工程优化+服务交付”的复合型生意。

当然，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觉得，Token工厂的壁垒在于“卡多”。但真正往下看，未必如此。因为在推理时代，更关键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卡”，而是在同样的卡、同样的电、同样的机房条件下，谁能产出更多Token？

这背后拼的是一整套工程能力，比如模型压缩和量化能力、推理引擎优化能力、模型与芯片的适配能力、并行调度和资源利用率、自动扩缩容和稳定性保障。全球市场上，推理优化团队越来越受到重视，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们做的事情，本质上是在降低单位Token成本。而谁能把成本做低，谁就更有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活下来。

不过，从投资角度看，Token工厂真正需要回答的，已经不只是“有没有效率优势”，而是这种效率优势能持续多久。

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推理优化并不是某一家公司的专利，英伟达、模型厂商、开源社区都在快速推进相关工具和框架。今天靠工程优化拿到的领先，明天可能就会被更成熟的通用方案迅速缩小。换句话说，这种壁垒更像动态领先，而不是静态护城河。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地方，是客户关系的双重性。表面上看，绑定字节、阿里、腾讯这样的头部客户当然是优势；但反过来看，这些客户本身也是最强的技术公司。

它们今天向外采购Token工厂服务，可能是因为当下需要补充波峰算力、优化组织效率、转移部分资本开支；可一旦自身推理成本降得足够低，或者内部体系更成熟，外部工厂还能拿到多大的长期价值，就需要重新评估。

所以，Token工厂确实是一种更先进的产业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天然就是一门高壁垒、高回报的生意。从投资上看，它更像“AI时代的重资产基础设施”——收入看得见，订单也可能看得见，但最后能不能沉淀为高回报，还要看产能利用率、折旧周期、持续再投资压力，以及最关键的：它到底有没有定价权。

如果上游模型厂商持续降价，下游客户又越来越强势，那么Token工厂即便能保持较高毛利率，也未必一定能创造足够好的资本回报。这一点，远比单纯讨论毛利率更值得重视。

Token运营平台的价值在哪？

如果说Token工厂解决的是“生产问题”，那么Token运营平台解决的就是“流通问题”。

今天的AI模型越来越多，不同模型有不同能力、不同价格、不同接口。对于开发者和企业来说，真正麻烦的往往不是“没有模型可用”，而是“模型太多、接口太散、服务不够稳定”。

于是，Token运营平台的价值开始出现。它做的事情，可以用一句很通俗的话概括：把复杂的模型世界，变成一个更简单、更好用的服务入口。

这类平台真正的价值，不只是“聚合”，而在于三件事：降低接入门槛；提供稳定性保障；做智能路由，让不同任务匹配不同模型，在效果和成本之间找到最优解。

所以，Token运营平台并不只是“中间商”，它更像AI时代的“流量调度中心”。从商业模式看，这类平台通常比较轻资产，收入主要来自在上游价格基础上的服务溢价。它的长期价值，不在于赚多少差价，而在于能不能形成平台效应和客户粘性。

但这里同样存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谁才是企业客户真正的入口？

在很多B端场景里，企业本来就已经深度绑定某一家云厂商。它的账户体系、数据体系、运维体系、合规体系，往往都建立在云平台之上。对于这类客户来说，模型调用天然会优先选择云厂商自己的MaaS平台，而不是再额外引入一个独立的Token运营商。

这意味着，独立Token运营平台想要成立，必须提供云厂商做不到、或者暂时做不好的独特价值。比如更强的跨云调度能力、更极致的故障切换能力，或者在跨模型调用中形成真正的数据飞轮和使用粘性。否则，它很容易被云厂商的功能所吸收，最后只剩下一层很薄的通道价值。

所以，至少在现阶段，Token运营平台更像一个想象空间很大、但真正护城河还没有完全跑出来的赛道。它有机会成为入口，但也很容易停留在工具层；它有机会做成平台，但也可能最终只是云厂商功能的一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从投资角度看，Token运营平台更适合被当作一种“期权型机会”来观察，而不是轻易当作已经被验证的核心基础设施。

这场变化为什么仍然值得重视？

如果只把Token工厂和Token运营看成两个新概念，意义并不大。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它们反映出AI产业正在发生三个深层变化。

第一，从“卖资源”走向“卖结果”。过去卖的是算力本身，未来卖的是模型输出能力。这意味着产业竞争的核心，从资源占有，转向效率和交付能力。

第二，从“大厂全包”走向“专业分工”。模型厂商不可能永远把所有事情都自己做完。当产业成熟，专业化分工一定会出现。有人专注模型，有人专注Token生产，有人专注Token分发，这反而会提高整个产业的效率。

第三，从“概念驱动”走向“商业闭环驱动”。前几年，很多AI故事讲的是想象空间。但真正决定企业价值的，最终还是能不能形成可持续收入、可复制模式和可验证利润。

从这个意义上说，Token工厂和Token运营不是概念的延伸，而是商业化更进一步的体现。只是，站在投资视角看，还需要多补一句：新分工不等于新护城河，商业模式升级也不自动等于资本回报升级。

哪些方向更值得跟踪？

如果保留一点投资研究视角，那么这个赛道值得看的，不只是“谁先提概念”，而是谁更接近真实落地。

一类是绑定头部客户的Token工厂。这类公司如果已经和互联网大厂、模型厂商形成稳定合作，那么它们的业务确定性会更强。但真正更值得重视的，往往不是服务于最强自研模型体系的“补充性外采”，而是那些深度绑定了非自研模型、或者在长期合作中已经嵌入客户核心流程的玩家。

一类是有垂直场景闭环的公司。比如在AI Coding、企业服务、智能营销等领域，本身就有应用入口和客户基础的企业。如果它们把场景与推理服务结合起来，往往更容易形成持续的Token消耗和商业闭环。

还有一类是专注推理优化的技术型公司。这类公司不一定最显眼，但如果能在特定芯片、特定模型、特定场景上把效率做到极致，未来可能拥有很强的议价能力。当然，这里同样要警惕：技术优势如果不能持续演进，就可能很快被开源生态追平。

最后，是具备平台属性的Token运营商。它们的关键看点，不是接入多少模型，而是能不能形成统一入口、稳定服务和智能调度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证明自己提供的是云厂商之外的增量价值，而不是一个迟早会被整合掉的中间层。

最后，越是新赛道，越要看清它真正的门槛。

Token工厂和Token运营的确代表了一种值得重视的新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路会一帆风顺。

最先摆在眼前的，还是算力本身的约束。AI推理服务说到底，仍然建立在高端芯片、稳定集群和持续供给之上。如果核心算力资源持续紧张，或者供应链再度收紧，那么很多看上去很美的扩张计划，最后都可能慢下来。

与此同时，这个行业未来也很难避免价格竞争。模型越来越多，服务越来越丰富，价格下行几乎是技术产业成熟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一旦价格不断下探，企业比拼的就不再是谁讲得更动听，而是谁能把成本控制得更低、把效率做得更高。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变量，是技术进步本身。今天一些公司看起来领先，往往是因为它们在推理优化、模型部署和调度方面走在前面。但AI行业变化太快，很多领先优势都可能在开源工具和通用框架快速演进后被缩短。所以，今天的壁垒，更像是阶段性的领先，而不是一劳永逸的护城河。

比这些更需要小心的，是概念先行。每当一个新赛道受到关注，市场上总会出现一些“听起来很像、实际上还差得很远”的公司。做算力，不一定就能做好Token工厂；能聚合接口，也不等于就能成为真正的Token运营平台。这中间隔着的，不只是技术，更是客户、交付、调度、稳定性和长期运营能力。

如果再往投资层面多看一眼，还要补上两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一个是资本回报。Token工厂看上去毛利率不低，但它本质上仍然是重资产、强投入的生意。高毛利并不必然等于高回报，真正需要看的，是长期ROIC、自由现金流，以及高折旧能否被持续增长覆盖。另一个是定价权。如果上游模型厂商越来越强势，下游客户又越来越会压价，那么夹在中间的Token工厂未必能长期吃到最厚的一层利润。

所以，对这个新赛道最好的理解方式，不是急着判断谁会成为明星，而是先分清：哪些公司是真正在做能力建设，哪些公司只是借概念讲故事。因为真正能穿越周期的，从来不是最早喊口号的人，而是最早把能力做扎实的人。

而对投资者来说，也许还要再记住一句更冷静的话：在这场“卖Token”的热潮里，最终赚得最稳的，未必是Token工厂本身，也可能依然是那些卖HBM、光模块和关键基础设施的“铲子商”。

现在全世界都在说：SaaS已死，也几乎每天都有人问这个问题。

那么，SaaS真的死了吗？如果没死，那它们未来将变成什么样？

01

SaaS死了吗？

AI界越来越流行一个观点：不管你做什么SaaS，最后都可能成为Anthropic那样的AI巨头平台上的一个功能。

这是SaaS的一种死法。

此外，SaaS还有另一种更“直观”的死法：就是被剥去UI操作界面，以Agent方式使用SaaS，表面看来，没SaaS什么事了。再看SaaS，变成了所谓无头SaaS（Headless SaaS）。

头都没了，当然也就死了。

其实，SaaS这两种死法，都是外行的说法，为了表现AI的强大造势。

不过，SaaS已死的说法，也确实催化了SaaS的快速进化。

随着Agent时代的到来，软件使用主体将发生根本性变化，SaaS的商业模式必须得升级。不进化，迟早会死。

长期以来，SaaS的成功，依托人机界面运行、依靠席位订阅盈利，唯一的服务主体就是人（没有考虑过机器）。这些在AI时代，都会成为被革命的软肋。

回顾过去数十年，我们对软件或SaaS的认知从未变过：软件是给人用的。一套清晰的界面、顺手的操作流程、熟能生巧的点击习惯，构成了传统SaaS最坚固的护城河。

SaaS厂商比拼交互体验、打磨操作流程、依靠用户肌肉记忆锁定留存，按席位售卖的商业模式，也稳稳支撑了整个企业服务行业的发展。

但AI Agent的普及，正在悄悄动摇这套沿用多年的行业默认规则。

首先，未来企业内AI智能体的数量，将会远超在岗人类员工。当Agent可以自主读取数据、运转业务流程、跨系统完成执行任务，不再需要点击页面手动操作，传统依托界面运转的有头SaaS，逐渐显现出局限性。

而剥离前端交互，只留存底层业务能力的无头SaaS，也顺应着可组装式企业架构的发展趋势，正式站上了行业舞台。

不过，虽然失去了头，但SaaS没死。

02

SaaS从有头到无头的必然逻辑

当下行业也分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部分观点认为UI价值会彻底消退，SaaS行业终将全面走向无头化；也有从业者坚持，人类始终需要可视化操作入口，无头形态仅仅只是小众技术方案。

但真实的产业演化，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颠覆，而是分层、共生、迭代的温和重构。Agent时代的SaaS终局，从来不是“有头淘汰”或“无头取代”，而是“有头守人性、无头喂AI”，一套底层内核，两套生存形态。以此适配可组装化架构建设，同时满足全新的人机协同秩序。

传统SaaS最大的壁垒，从来不止是产品功能，更是长期养成的人类使用惯性。过去企业更换系统意愿极低，除去数据迁移成本，更大的阻碍在于员工早已适配固定的操作逻辑——成熟的审批路径、积累已久的业务台账、行业沉淀的作业规范，全都依附在UI体系之中。这份根植于操作习惯的壁垒，长久以来保护着各家SaaS产品的市场份额。

可Agent的出现，有可能击穿这层依靠使用习惯搭建的壁垒。AI不存在适应界面的过程，也不需要培养操作记忆，精致的可视化面板、流畅的交互设计，对于智能体而言没有实际意义。

它们只需要标准化接口、明确的业务规则以及可闭环落地的执行能力。核心逻辑是：机器使用者，并不需要适配人类而设计的操作外壳。

而无头SaaS的出现，恰好将软件拆解为模块化的业务能力，让软件从固定成品应用，转变为可自由拼装调度的业务组件，成为了搭建可组装式企业架构的核心载体。

这为未来组织中的人-机协作模式——人类员工和数字员工的协作，打下数字化基础。

03

SaaS的无头能力与有头价值

很多AI创业者由此断言：带界面的传统SaaS会彻底消亡。但产业现实恰恰相反，有头SaaS不仅不会消失，还会迎来全新的存在价值。

因为可组装架构本身就存在两层核心诉求，一层是面向系统调用的能力层，另一层便是面向人类查看管理的展示层，二者缺一不可。

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核心真相：AI可以接管绝大多数重复执行工作，但永远无法包揽企业的决策、风控与责任。Agent能自动整理数据、同步台账、发起流程、批量处理单据，但遇到异常场景、特殊审批、合规核查、跨部门冲突时，依旧需要人类介入判断、兜底拍板。

而有头SaaS的UI，就是人类守住商业确定性的唯一窗口。

未来的有头SaaS，会彻底告别如今“繁复操作、全员打杂”的形态，它们不再是牛马的劳作工具，而是企业的人机协同控制台。界面会大幅轻量化、智能化，砍掉所有机械重复的操作入口，只保留核心的结果查看、异常预警、审批干预、权限管控、审计追溯等人类功能。

因此未来的工作情形将是：员工不再需要埋头手动录单、写周报、对账、走流程，日常工作转变为监督AI执行、处置异常问题、把控业务风险。

原本占据大量人力的基础劳作，全部交由无头SaaS搭配Agent完成；关乎权责、合规、决策的关键环节，始终由人类通过有头界面掌控。

这也形成了Agent时代最稳定的SaaS双轨格局：无头形态负责极致效率，有头形态负责绝对可控。

04

API的博弈

SaaS从有头到无头，只能说明是一个必然趋势，但SaaS和AI企业各有各的利益，而最终的博弈就在于如何开放API。

其实，几乎所有SaaS都是有API的，但它们只是用来做集成的，所以并不完全适合Agent调用。换言之，SaaS厂商需要开放适配“机器原生”的API，以使Agent除了遵循完整业务规则、权限体系与数据逻辑外；还需支持身份认证、自主触发任务、回滚、异常处理、全链路审计等完整的机器执行链路。

唯有如此，无头SaaS才真正可用。

但是，只要有利益就一定会有博弈。如果SaaS彻底开放API，那么利益就会向Agent倾斜，自己沦为能力管道。于是，有些SaaS公司不但没有开放更多API，反而收紧或限制某些API资源。

但深层的真相是，API只要不是全量开放，Agent也就无法正常工作。

而未来更多的趋势是，大型软件或SaaS公司自己做Agent，而不是开放给第三方。比如Salesforce的Agentforce、SAP的Joule。

05

护城河的下沉与收入的升级

从前SaaS行业的竞争，主要是界面美化、流程顺畅、体验优化形成的使用的“肌肉记忆”里，这些要素构成了有头SaaS的护城河。

但在Agent时代，表层交互的竞争已然失效，行业真正的竞争壁垒开始向下沉淀。能否产出强能力、高质量、可复用、高稳定性的无头业务组件，也逐步成为衡量企业级SaaS产品实力的重要标准，也以此形成无头SaaS的新护城河。

市面上普遍会将无头化简单判定为一次技术架构升级，视作前后端解耦的技术优化，这是极大的认知偏差。实际上，无头不是技术升级，而是SaaS商业模式的换代，AI只是催化剂而已。

而这种商业模式变化，影响最大的是采购和计费模式。

因为软件不再以人为唯一服务对象，Agent逐步成为核心使用主体，市场采购需求也从采购成品软件，转向采购可复用的业务能力。

SaaS的盈利模式也从固定席位年费，延伸出API调用、用量计费等全新形式。所以SaaS形态转变，不但不会消弱其收入，而更可能开辟更大的盈利空间，形成新的收入第二曲线。

此外，无头SaaS的留存收入，会远高于有头SaaS，核心根据是Agent已经紧密绑定企业业务，转换服务商的成本会非常高。

06

国内有头与无头SaaS的发展趋势

愿景归愿景，现实归现实。

SaaS行业不会出现纯无头产品一统市场的极端局面，国内尤为如此。在相当长时间内，有头SaaS都占绝大多数。

首先是中小微企业与一线业务人员，依旧需要直观的操作界面，有头SaaS依旧会占据大众市场基本盘；而具备智能化改造、架构升级需求的中大型企业，会持续推动无头SaaS不断迭代渗透，但这部分占比极低。

其次，企业AI尚处于初级阶段，企业中人类员工仍是绝大多数，关键业务岗位极少数字员工或Agent担任，所以对真正的无头SaaS，短期内需求并不大。

对于头部软件或SaaS企业来说，需要做无头化架构的产品准备；而对于小型垂直SaaS公司来说，无头化不是必须。

最后，新模式的实施交付是个新课题。虽然与传统系统集成有些类似，但其实难度更大。因为不只是把数据打通、功能调用那么简单，而是在全局合规的约束下的能力集成和不断优化。

对于占主流的SMB市场，开箱即用就好，无头化改造的意义不大。

写在最后

不管怎样，最终的行业终局，都会形成一套底层内核共生两种产品形态的格局：对外保留可供人类查看干预的有头界面，对内搭建适配AI自动化运转的无头能力，以此构成完整且灵活的现代化企业软件架构。

只是在不同阶段，有头和无头SaaS两种形态的占比会有所不同。

（全文未使用任何AI工具）

前不久，一则消息在科技圈炸开了锅。

特朗普家族被曝涉足AI中转站生意，用一种近乎黄牛的方式，将海外AI大模型的服务倒卖给无法直接访问的用户。同一份名单上，还出现了猎豹移动CEO傅盛、币圈名人孙宇晨的名字。

这些身价不菲的企业家、名人，为何会挤进一条灰色赛道？

答案很简单：暴利。

简单来说，AI黄牛就是一群利用技术手段，将海外AI大模型的服务“拆散零售”、高价倒卖给无法直接访问的用户的人。他们搭建一个个“AI中转站”，像票贩子倒卖演唱会门票一样，倒卖着GPT-4、Claude等顶级AI的调用权限。

据报道，一个中等规模的AI中转站，月流水可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而搭建这样一个印钞机，技术上只需要一个开源项目、一台云服务器、几个API Key。

成本趋近于零，需求源源不断，想借此分羹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AI黄牛这一职业是如何兴起的？背后可能存在哪些产业隐患？

缝隙：当全球需求撞上门

要理解AI黄牛为什么能赚钱，得先理解一个巨大的矛盾。

2023年初，ChatGPT引爆全球。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AI可以这样流畅地理解你、帮助你。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最先进的模型，只对少数国家和地区直接开放。

这就像一个世界上最精彩的游乐园，在你家对面竖起了一道墙。墙这边，无数人探头张望，手里攥着钱，却买不到门票。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大模型公司们正忙着融资、迭代、争取更多用户。他们当然知道墙外有海量需求，但合规、地缘政治、服务器成本……每一座都是绕不开的大山。

于是，一道巨大的鸿沟出现了：一边是饥渴的市场，一边是谨慎的供给，投机的AI黄牛就出现了。

在AI黄牛的灰色产业链中，最常见也最具代表性的操作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账号转售，即黄牛批量注册官方账号，然后将单个账号以低于官方定价但仍有利润空间的价格转卖给无法直接注册的用户。

第二种是拆分共享付费账号，黄牛购买一个官方付费账号后，利用多会话并发或多人轮流使用的方式，将账号拆分成多个“子账号”或按时段出租，从而把一份官方资源分摊给数十甚至上百人使用，极大降低了人均成本。

第三种则更具规模，即企业级批发零售。部分黄牛通过伪造企业信息或其他手段获取官方的企业级API额度或团队套餐，这部分资源本应面向组织客户，单价更低、调用限额更高。黄牛拿到后，再将其拆零零售给个人用户，相当于低买高卖、层层转手。

这三种形式技术门槛不高、复制速度快，共同构成了黄牛牟利的主力手段。那么，在官方宣传铺天盖地的情况下，为什么AI黄牛牟利的中转站能兴起？

经济学表明，当一种商品需求远大于供给、官方价格又很高、同时还有大量潜在用户被各种壁垒挡在门外时，中间商一定会出现。AI行业恰好完美符合这三个条件：全球用户对先进模型趋之若鹜，官方服务却只对少数地区开放；每月数百元的定价远高于市场真正愿意支付的价格。技术门槛、支付障碍、地缘限制，每一道都是挡在用户面前的高墙。黄牛则绕过了这些门槛，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产品体验入口。

而对于AI黄牛来讲，运营中转站的成本低并且利润可观。

搭建中转接口并不需要复杂研发能力，只需利用已有开源工具或第三方服务，便可实现对官方API的封装与转发。相比官方高昂的定价体系，黄牛往往能以极低成本拿到底层资源，再以低于官方但仍有利可图的价格售出，利润空间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AI公司增长目标与黄牛一致：需要用户数、市场份额。投资者对一家AI公司的估值，往往取决于它有多“火”、增长有多快。在这种逻辑下，一个被黄牛“搬运”到非官方市场的用户，虽然在灰色地带使用服务，但他仍然是这个生态中的活跃用户。他可能会升级、可能会付费、可能会成为口碑传播的一环。从数据上看，这仍然是需求火爆的证明。

对许多被挡在门外的用户而言，黄牛服务虽然处于灰色地带，但意味着更低的价格、更便捷的支付方式（如本地支付）、无需处理复杂的国际信用卡或科学上网等问题。因此，用户虽有风险意识，仍愿意为低成本跟上科技潮流而付费。

说到底，AI黄牛指的是那些利用技术手段，在AI大模型官方服务尚未覆盖的地区，通过搭建非官方“中转通道”，向本地用户收费提供模型访问权限的中间商，本质是一种需求与供给在地理和政策上错配后的自然套利现象。

他们不开发模型，不训练数据，也不提供额外的增值服务，只是“转卖”原本可以免费或低价获得的AI能力。

只要模型服务仍然存在“区域限供”，这道缝隙中，就永远会有人架桥收费。

狂欢：从程序员到名人，谁在搭桥？

既然AI中转站有着庞大的获利市场，参与的玩家有哪些？这些人构成了一个怎样的产业链？

AI中转站是一套将技术、身份资源、算力和渠道标准化的协作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单打独斗都难以规模化获利，只有形成链条，才能在众多二道贩子中持续胜出。

有人负责打通节点，有人负责囤积额度，有人负责分销变现。环环相扣之下，AI黄牛的产业链迅速成型。

上游有技术开发者，提供抢票软件、One API等工具。GitHub上有现成的开源项目，把复杂的技术环节封装成可视化界面。你不需要自己写代码，会部署就行。有人甚至只用AI辅助编程，就能当上站长。这一层提供的是“生产线设备”，让搭桥这件事技术门槛大大降低。

有了设备，还需要资源。中游有资源提供者，专门搞虚拟手机号、身份信息，批量注册账号。他们往往掌握着多国的身份渠道和支付通道。一个ChatGPT Plus账号每月20美元，一个Claude Pro订阅也是200美元/月。拿到这些账号后，API权限理论上可以被无限次调用。没有他们，后续的囤号和分销都无从谈起。

资源到位后，下游有操作执行者，跑脚本、抢接口、维持服务器运转。一个号被封了，得在几分钟内把流量切到别的号上，不然用户一卡就跑了。这需要技术人员24小时盯着，懂反代技术、懂各家大模型的风控逻辑。这一层是产业链的“运维中枢”，确保链条不断裂。

最终，产品需要触达用户。销售分销者在淘宝、拼多多、闲鱼、知识社群甚至Telegram群组里，以“官方API加速版”“低价共享账号”“国内直连”等名义进行零售，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他们最懂普通用户支付不便、注册困难、价格过高的痛点，并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赚取差价。

值得注意的是，这门生意吸引的远不止草根程序员或技术极客。从传闻与报道来看，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一些名人也曾被卷入或间接关联到类似的AI服务倒卖链条中，或以个人品牌授权或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参与其中。

波场创始人孙宇晨推出AI中转站B.AI，打出“一个API Key = Claude + GPT + Gemini + 国产大模型全系列”的口号，当天宣布一天至少补贴10亿Token，注册用户迅速突破170万。同一时期，猎豹移动董事长兼CEO傅盛宣布推出EasyRouter，整合40余个主流大模型，用折扣与积分补贴拉新。海外，与特朗普家族关系密切的加密项目WLFI发布了WorldRouter，将AI调用与加密货币绑定，旗舰套餐定价9999美元，还附赠海湖庄园私人晚宴的抽奖机会。

名人入局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这早已不是几个技术宅的小打小闹，而是一个利润足够丰厚、监管足够模糊、参与者层次极其多元的风口。

从技术开发者到资源掮客，从操作执行者到销售分销者，甚至公众人物，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环节上共同搭建起这座横跨供需鸿沟的灰色桥梁。

暗流：AI届的狸猫换太子

既然官方不出手、用户乐意买单、产业链也已经成型，为什么还称其为一门灰色生意呢？

如果只是“代购”，这门生意或许还算得上灰色但无害。但资本具有逐利特质，而贪婪会腐蚀一切。

当赚钱变得太容易，就会有人开始走捷径。

最先出问题的，是模型本身。用户花了高价买Claude Opus的服务，觉得自己在用顶级的AI写代码、写方案，但背后实际跑的可能只是某个国产小参数模型。有研究团队对市面上10家中转站做黑盒测试，发现某中转站对GPT-4o的识别率仅有46.91%，超过半数请求被AI中转站模型降级以次充好，悄悄换成了更便宜的模型。

调包还只是第一步，更隐蔽的套路是悄悄涨价。有从业者透露，某些中转站表面上卖你1美金100万Token，实际上扣费的时候扣了你5美金。他使用的AI中转站，用了十多天后，商家以封杀严重、成本上涨为由，计费直接涨至原来的3到4倍，最后干脆取消了月卡，改为按量付费。用户要么硬着头皮继续用，要么自认倒霉换一家，而下一家很可能在上演同样的剧本。

除了模型以次充好、价格不透明，个人隐私也可能被贩卖、泄漏。

一篇题为《Your Agent Is Mine》的研究论文，首次系统性地揭露了AI中转站的安全威胁。研究团队从淘宝、闲鱼采购了28款付费AI中转站，又从公开社区收集了400个免费中转站进行实测。结果令人不寒而栗：9款中转站存在主动恶意代码注入，17款试图窃取亚马逊云的登录凭证，还有1款直接盗走了测试用的以太坊资产。

这门灰色生意带来的涟漪不仅危害个人，还可能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对正规AI厂商来说，名利俱损。官方API Key被盗用、被转售，意味着本应属于厂商的收入，流进了黄牛的腰包。用户花了钱，体验很差，以为是官方服务不行，转头就去论坛发布避雷帖，官方百口莫辩。并且，习惯了低价、混乱、不稳定的非官方渠道后，用户也不会再有购买正版产品的意识和习惯。

对监管者来说，目前没有相关法律条文监管。但不管，灰色市场将会越来越大、影响正常商业秩序。如果中转站明知其服务对象或用途受到地区限制、出口管制，仍通过代理IP、虚假身份等方式协助规避，就可能升级为非法经营甚至刑事犯罪。

AI中转站到底还能存在多久的问题，就这样被摆在台前。

终点：这座桥，能走多远？

那么问题来了：这门生意，能一直做下去吗？

短期看，它还会存活一两年。需求依然旺盛，监管尚未到位，厂商打击力度有限。长期来看，这座桥的坍塌几乎是注定的。它赖以生存的那几根支柱，正在一根一根地被抽走。

第一根支柱是商业模式本身。

AI黄牛能活着，前提是存在一个巨大的成本落差，官方的价格门槛高，黄牛能用更低的价格提供服务，但这个落差不会永远存在。随着AI模型成本逐渐下降，随着开源模型的能力一步步追上来，当每个人都能轻松地用上免费、好用的AI时，黄牛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第二根支柱是法律的空白。

目前，AI中转站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说它违法，但它的本质是未经授权的转售、可能存在的虚假宣传和数据安全的巨大隐患。一旦规模大到影响正规秩序，或者酿成重大数据泄露事件，法律一定会出手。

第三根支柱是用户信任。

当越来越多“模型降智”“数据泄露”的新闻被爆出来，用户就会发现自己花几百元买的Claude Opus实际跑的是某款国产小参数模型，这门生意的口碑也会从省钱神器变成赛博骗子。

Token黄牛看似在“普惠”，实则是在透支整个AI服务生态的稳定性。每一次批量刷额度、每一次绕过风控，都在推高官方对所有用户的验证成本。最终，为这座桥买单的，不只是黄牛，而是每一个普通用户。

而当风口过去，桥上的行人最终会找到更稳妥的路。到那时候，现在的热闹不过是黎明前一场短暂而嘈杂的灰色序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脑极体，作者：珊瑚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我一直活在自己的阴影里。”

2015年Supermassive Games推出《直到黎明》时，互动电影型游戏（Interactive Movie）还站在十字路口上。这之前Telltale Games的《行尸走肉》给行业做了不少铺垫，把选择驱动的叙事玩法推向了大众视野。

这一年，互动影游有了自己的小爆发。像《奇异人生》主打青春系的音画表现，加上细腻的情感叙事，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直到黎明》的噱头更甚，有索尼支持下的美术规格，也有好莱坞明星担任脸模，加上当时生存恐怖题材的影游相对匮乏，凑到一起让《直到黎明》脱颖而出，连带着Supermassive成了行业黑马。

然后，现在每次Supermassive一有什么动静，大家固定先缅怀一遍《直到黎明》。Supermassive那之后倒是一直深耕影游，但《直到黎明》像是耗尽了工作室的灵气，作品质量再不复从前。

互动影游这个赛道本身也风云突变，真人实拍影游的作品数量逐年井喷，走传统游戏画面和路线的影游，处境可以说大不如前。连行业前辈Telltale Games都没能顶住压力，一来二去，Supermassive反倒成了独苗的味道。

不过Supermassive自推出第三部《黑相集》后也沉寂了四年，直到今年5月11日才推出了新的《8020号指令》。

四年时间足以勾起不少期待，但现实是，像《超英派遣中心》那样的奇迹，很难发生第二次。

从目前Steam上稍显尴尬的评价和我近八小时的体验来看，大家心中尘封已久的疑问又开始露头：为什么Supermassive就不能老老实实做个《直到黎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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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外表看，《8020号指令》属于Supermassive做过最与众不同的影游。过去《黑相集》的舞台是废船、雪山别墅或鬼屋，现在选材一下冲出地球。主角一行人是肩负着太空殖民探索的宇航员，在深邃宇宙中遭遇外星生命围猎……很常见的套路，但放在Supermassive这里确实是创新一大步。

改用虚幻5引擎后，或许是Supermassive很想展示一下在场景布局下的功夫，游戏流程里固定镜头机位的电影演出虽然还在，但占比明显下降，反倒是第三人称越肩视角的探索比例大涨，经常要求玩家操控角色在飞船走廊里四处走动。

听着正常，但《8020》的探索部分，常常是故事情节刚看进去一点，就把你生硬地丢出去开几个门，通几个“马桶”之类的小活，一二来去让人厌倦。

《直到黎明》也有不少手操环节，为什么感觉就没什么？一方面当年《直到黎明》每到自由探索环节，镜头方向都是固定好的，有引导的意图也有氛围感，就好像有谁在盯着主角似的，属于是精心设计过的。

《8020》的走路环节就显得很平，数量也堆得多，尤其到了后面主角们要在人类最顶尖的舰船上，像《生化危机》一样去找保险丝来回开门，实在是太过出戏，玩多了很容易怀疑这是注水。

不过Supermassive似乎不以为然，还希望这种走路的桥段更长，塞了很多没什么营养的潜行环节，属于第一次见到一眼望到头的玩法，单纯就是要求玩家放慢脚步拖时间。

Supermassive之所以执着第三人称探索，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太空恐怖”的桥段，基本已经被开发的七七八八了，要用新的手法增添恐怖感。比如有时在场景里走几步，突然有块屏幕亮个光、发个声儿来吓唬你一下。

确实有效，不过将这些桥段单独抽离出来，放在任何一个三流恐怖游戏里，调暗打光再加上一惊一乍的音效，实际呈现的效果都差不多。这几年业内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心理恐怖游戏，或许Supermassive也是想从这些作品中汲取灵感，给作品换换可能性，尝试走心理惊悚的路线，结果又有些放不开手脚。

就跟很多恐怖片一样，前半部分故事还没展开的时候，气氛塑造得很让人浮想联翩，后面一旦怪物露了脸，一切就开始变得套路不少，连带玩法也是全程潜行躲怪物。

同为太空题材的《死亡空间》，在很多环节虽然大家都知道敌人什么样，但总能通过各种各样的脚本，让敌人的登场带点儿捉摸不透的新鲜感，可惜《8020号指令》显然没学会这种思路。

以至于我看了不少B站上的直播，很多人玩到中后期完全没潜行的心思了，反倒是直接跟外星怪物比赛跑会更有些节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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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玩过《黑相集》《直到黎明》的可能要犯嘀咕了：“跟‘黑相集’相比好像变化还不小。”

在不少玩家眼里，《8020号指令》是《黑相集》系列的另一个开端，但Supermassive或许从一开始就没这么想。比如在宣发和标题上，《8020号指令》抹去了“黑相集”的前缀，这次Supermassive也不再是和万代合作发行，而是自研自发，处处都有种要另起炉灶的态度。

但去掉一个前缀和游戏内容怎么样，显然并不能挂钩。而就目前看来，挡在Supermassive面前的可能是实打实的能力问题。

大多互动影游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利用音画向玩家持续展示不同人物的人设，简单点说就是想办法把角色立住。到了《8020号指令》这里，能明显地感觉到编剧实在是没活儿了。

比如很多影游经常会有的一个桥段，是让玩家决定角色的生死，两个角色同时陷入绝命处境，玩家要在倒计时内选择帮谁，以此决定谁活谁退场。但能不能把冲突写好，能不能让玩家对生死抉择的逻辑感到信服，本身是一个极具技术含量的编剧领域。

《8020号指令》里也有很多生死攸关的场景，其中有一场一个角色马上要被冻死，另一个要被烧死。问题在于，后者就是在火海里干巴巴坐着，像个小朋友一样哭喊救救我。作为一个能上太空的人类精英，甚至在这时候明明旁边就有门能走，但就要傻等着玩家救，着实有种伪人感。

为了逼玩家做选择，刻意营造出一些降智桥段，不说最基本的代入感谈不上，也很难想通有谁会在剧情里喜欢上这样一个角色。这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毕竟一个角色都无法共情的剧本，大概率只会让人觉得枯燥沉闷，没有看下去的动力。

其实单论通关时间，《8020号指令》和当年的《直到黎明》差不了多少，甚至要更长，但反而是拖时长的地方太多，用来展示角色形象的有效桥段没多少。

其实打到游戏中期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已经没什么兴趣再认真钻研选项了了，但本着来都来了的思维，我还是尽力走了全员存活的路线。

到了《8020号指令》的结局部分，每一个千辛万苦活下来的角色，很难说在推动剧情带来了什么独特的回报，只有更多的QTE等着你去按。每个角色都要来表演一段如何与巨怪斗智斗勇的戏码，务必做到人人都有参与感。

怎么说呢，让人想起了《生化危机》的CG电影，有种笑笑就算了的无奈。而只要一个QTE按错角色就是死，前面的选择选再好也白搭，玩家之前的思考也显得很廉价。

话说回来，作为一部2026年的群像剧影游，《8020号指令》另一个感觉有些落后的地方，是选角的方向实在太窄了，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个脸模。

放在以前或许还没什么，但在如今这个年代属实是有些偏执了，套路化的欧美面孔选角，至少在目前的国内市场环境下想要受到广泛欢迎，相当于给自己选了个高难度开局。

这有什么后果呢，我在推游戏的时候，旁边有位同事在旁边基本一直看着，但到了通关的时候，我俩记不得任何一个角色的准确名字。对一个叙事游戏来说，这得是多么忧伤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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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massive也曾出面解释过不做《直到黎明2》的原因，按照他们之前的说法，不出续作是不想破坏老玩家的情感投入。当年《直到黎明》单算幸存角色之间的组合，最终就能演变出超过250种结局变体。理论上真要设定一个统一结局，就相当于否认了大多玩家的选择。

听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更大的原因可能还是版权问题。

《直到黎明》虽是Supermassive名扬天下的成名作，但在与索尼分道扬镳之后，Supermassive或许根本也摸不着这块金字招牌。比如去年推出的《直到黎明》重制版，索尼实际上是另找了一家工作室代工，虽然最后重制出来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但多少也能说明些Supermassive和《直到黎明》之间的距离，可能已经有点可望不可及了。

过去《直到黎明》在镜头调度、环境音效等方面都颇为讲究，是电影级工业水准。但也正是离开索尼的支持后，能明显感觉到Supermassive在技术上开始捉襟见肘。

在我游玩《8020号指令》的时候，还有个让人略哭笑不得的情况。一位路过的同事表示，游戏里的亚裔角色是不是有些太刻板印象了，脸部建模额头宽不说，双眼更是毫无生气、犹如死鱼眼一般。

但看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误会Supermassive了——游戏里所有角色都是这种毫无生气的死鱼眼。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已经伴随了Supermassive很久了，但依然没有看到什么进步。

部分原因可能也是制作组“没时间搞积累”。在《8020号指令》之前，Supermassive一直走的是“年货化”的量产路线，但创意总是会有上限的，对于高度依赖剧本打磨、分支逻辑的影游来说来说，一年一部甚至一年两部的工作量，想保质多少也有些不太现实。

如今的Supermassive正如当年Telltale面临的尴尬困境一样：只要完整玩过其中一部游戏，就基本掌握了工作室其他所有作品的底层套路。

比如在《黑相集》的里，序章中出场的人物无论玩家怎么操作，结局都是必死无疑，作用往往就是当引出主线的祭品。

《8020号指令》的开头其实给人留下一个相当不错的初印象。序章中的两位主要角色在性格刻画上也有着很明显的分化与互补：一个活泼外向，一个谨慎内敛，本身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组合。再加上序章精妙的开头运镜和恰到好处的音乐搭配，很有美剧的既视感，味儿噌一下就上来了。

结果夸了这么多，《8020号指令》还是摆脱不了路径依赖，两个角色怎么选都是死——兜兜转转四年还是跳不出过去的套路。

结语

《黑相集》系列一直有个旁观者视角的线索角色叫“管理员”，他负责在幕间休息时打破第四面墙，对玩家的选择进行隐晦的点评。但2024年的时候，这个角色的现实原型演员不幸离世了。

在当下的游戏工业体系中，用AI复制脸庞和声音并非难题，但贸然这么做多少会有道德乃至法律上的麻烦，因此当时不少人听说了这个消息，一度觉得《黑相集》这个系列凶多吉少了。

而在《8020号指令》里，Supermassive则塞了一个馆长的彩蛋，结果又给了不少玩家希望——Supermassive还记得《黑相集》，虽然《8020号指令》又搞砸了一次，但一切还有希望。

或许就是Supermassive和《直到黎明》，《8020号指令》与《黑相集》的纠葛，明明很想迈出新的一步，但最后人们记住的，一直都是过去的那一缕辉煌。

当“停止杀死游戏”（Stop Killing Games，以下简称SKG）在2025年夏天于欧盟地区突破140万份签名时，很多人都意识到，这场最初因《飚酷车神》停服而起的玩家运动，已经不再只是一小撮玩家的愤怒、失落和不甘。

而随着影响力的扩大，SKG的成员也意识到，想要真正促成改变，需要更系统性的法律和政策除了在作为发源地的欧洲接触议员和法律团队，SKG成员也在2025年末前往美国，协助建立了美国分会，并帮助支持该运动的加州议员起草了名为《Protect Our Games Act》的法案。

就在本周四，加州州议会的拨款委员会正式投票通过《Protect Our Games Act》法案，决定将其提交至州议会全体会议进行下一轮表决。

这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阶段性胜利，它标志着SKG运动的影响力第一次真正迈进了立法体系。如果该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将会适用于2027年1月1日之后销售的新游戏。

《Protect Our Games Act》的核心内容并不像外界想象中那么激进，它并没有要求厂商“永久运营服务器”，而是要求发行商在终止在线服务、导致已售出的游戏无法继续运行时，至少提供一种合理的善后方案。

包括允许玩家自建服务器、提供离线模式补丁、解除联网验证，或者向消费者退款；同时，法案还要求厂商提前至少60天通知玩家相关服务终止安排。

而这次委员会投票之所以受到外界关注，是因为法案提起后，ESA（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娱乐软件协会）正式下场提出反对。

ESA是美国游戏行业最重要的贸易组织之一，其成员包括索尼、微软、任天堂、EA、育碧、Take-Two等几乎所有大型游戏厂商。长期以来，它都承担着美国游戏行业政策游说与行业协调的角色，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大厂立场”。

在今年4月，《Protect Our Games Act》正式进入委员会审议阶段后，ESA于今年4月至5月期间公开提交反对意见，并开始向媒体发声，表示这类法规可能会增加开发成本、影响在线游戏运营模式，并阻碍未来技术创新。

SKG的成员在个人社媒上对ESA的反对意见做出了非常讽刺的拆解

在很多玩家看来，当身为“大厂代表”的ESA开始认真提出反对，足以说明SKG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而到了今天，尽管ESA已经正式介入反对，加州州议会拨款委员会依然投票通过了法案。这也是为什么，这次通过并不意味着法案成立，但SKG社区仍会用“战胜ESA”来形容这次结果。

一个原本被视作玩家请愿的运动，第一次在正式立法流程中，顶住了美国游戏行业最大游说组织的公开反对，并成功推动法案继续前进，确实能带来一种胜利的爽快感。

消息公布后，SKG美国分部负责人之一Moritz Katzner在社交平台发文庆祝，并在颇为戏谑地向ESA喊话：“菜就多练（GIT GUD）”

而有意思的是，就在SKG持续发力的同时，类似的讨论，其实也正在中文互联网里以另一种方式出现。

前段时间，国内媒体曾报道《劲舞时代》停运相关事件。一位玩家因在游戏内累计充值六七十万元而引发关注后，又有长期旅居海外的玩家吴先生专程回国，希望与运营方沟通停服后的补偿与账号问题。据报道，他在游戏中的投入甚至超过两百万元。

但在采访里，吴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件事却并不是“钱”。

“能拿这么多钱出来玩游戏，都不在乎这点钱了。”真正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游戏突然结束本身。

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一则简中的注脚，来说明“停止杀死游戏”之所以能够从一次针对《飚酷车神》的抗议，逐渐演变成全球性消费者运动的原因之一。

目前，《Protect Our Games Act》距离正式成为法律仍有相当距离。接下来，它还需要经过加州州议会全体投票等后续流程，而ESA与其他行业组织，大概率也会继续尝试修改甚至阻止法案推进。

但至少对于SKG的支持者而言，事情已经和两年前截然不同。那时的他们，还只是为一款即将告别的赛车游戏愤怒。而现在，他们自己的诉求，开始真正影响美国游戏行业的监管讨论。

上周五，随着美债收益率上涨引发了投资者恐慌，AI驱动的美股上涨行情受到压制。而晨星财富（Morningstar Wealth）首席多资产策略师Dominic Pappalardo指出，目前几乎没有任何因素能阻挡债券市场遭遇更深层次的溃败。

最近几周，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飙升至5%以上；自5月初以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上涨超20个基点，达到4.59%。这一飙升导致美股从上周早些时候创下的纪录高位大幅回落，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数跌幅均超1%。

三大推手

Pappalardo认为，本轮美债收益率上行由三大因素推动，且这些因素仍将持续发挥作用，进而将收益率推向更高水平。

第一个因素最为显而易见：投资者担心，由美伊战争引发的油价飙升将再度引爆通胀。

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3.8%，创下自2023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战争持续以及油价维持高位的时间越长，投资者就越担心通胀会变得根深蒂固。这会导致债券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作为补偿。

Pappalardo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今天完全重新开放，也需要至少几个月的时间来重建生产基础设施，使石油流量恢复到满负荷状态，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油价将保持高位。

其次，Pappalardo指出，高油价导致的高利率会在国债市场产生连锁反应，从而刺激利率进一步上升。由于对通胀的担忧导致利率上升，美国的借贷成本随之增加，这将促使政府发行更多债券来偿还债务。债券供应量的增加反过来又会导致收益率上升，从而形成一个“借贷越多、成本越高”的恶性负反馈循环。

第三，火上浇油的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此前的表态，他反对扩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即购买资产）。如果美联储停止购买国债，就等于市场上少了一个需求来源，这可能会推高收益率。

“我认为收益率可能会进一步走高，尤其是长期债券，”Pappalardo上周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很难找到能让收益率回落的催化剂。”

他补充道：“如果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Pappalardo表示，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通常对股市不利——尤其是成长型股票——因为当投资者将公司的未来收益与无风险利率进行比较时，这些未来收益的估值会因此受到打压。更高的利率也意味着公司需要以更高的利率发行债务，从而增加借贷成本。

“这会损害企业的基本面，压制未来投资意愿，所以它真的会以多种方式抑制增长，”Pappalardo表示。

不过，他也指出，就大盘而言，很难判断更高的利率将如何影响标普500指数，因为人工智能（AI）交易的热度仍在持续推动股市上涨。

分析师纷纷发出警告

一些其他也投资者警告称，美股的高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出通胀飙升的风险，而且其较容易受到债券收益率大幅上升的影响。

摩根资产管理投资组合经理Priya Misra表示：“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4.5%这一心理关口后，风险开始变得危险，不仅影响债券市场，也会冲击整个风险资产体系。”她指出，随着金融条件持续收紧，市场关注点正逐渐从“单纯通胀”转向“滞胀风险”。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策略师Lori Calvasina警告称，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美股估值体系可能面临明显压缩。美国银行此前也曾表示，30年期美债收益率5%是市场关键分水岭，若长期利率继续攀升，可能对股市风险偏好形成更大压力。

大家好，我是图拉。

就在这个春天，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又悄然出现了一所「未来学校」——

学生们在配备飞行模拟器的教室里上课，从零开始组装一架真正能飞的小型飞机，课间休息时去帆船学院训练，午餐是学校自己种植的有机食材做成的泰式料理。

这所每年学费高达5万美元的格林学校（TheGreeneSchool），是房地产开发商、亿万富翁杰夫·格林花了6000万美元创办的。

这些年来，创新教育早就成为热词，无数富豪下场掀起了一场「造校运动」，来打造更符合当下时代的新学校育。

然而从结局来看，实际拿到美好剧本的寥寥无几，更多学校转型、倒闭的无奈结局。最近，《华尔街日报》写了一场长文，揭露了一所名为Tessellations的硅谷创新学校从爆火到崩塌的全历程。

办一所学校，比这些富豪们想得难得多，有钱只是最基础的门槛。

去年我们就写过👉🏻扎克伯格花14亿办的学校，倒闭了，还有马斯克的Ad Astra转型、坎爷的Donda Academy因丑闻关门，Wework创始人亚当·诺伊曼的WeGrow学校也不了了之......

这些在商业世界无往不利的创新企业家，将成功逻辑放在教育领域里，并不管用。

一所学校的坍塌

2020年，风险投资家格蕾丝·斯塔纳特（Grace Stanat）和一群不满的家长从另一所硅谷天才私立学校Helios分裂出来，创建了一所专为「天才儿童」设计的Tessellations创新学校，学前班学费就高达44500美元。

这里承载着硅谷式的理想：打破传统年级制，给教师最大的自由度，让孩子在自然项目和情感发展中成长。

「苹果和谷歌等公司搜遍全球才找到这些天才，他们聪明异常却也极度脆弱。」

一位参与学校设计的教育者说：「他们需要为这些古怪的天才子女寻找‘避风港’。」

这里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大学申请，幼儿必须通过智商（IQ）测试才能获得最受追捧学校的席位，而科技高管们动辄挥舞七位数的捐款，换取一个入学名额。

成立短短3年内，学生人数从32人暴增到近300人，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学校。

■密涅瓦Tessellations于2020年创立，是一所从学前班至八年级的独立、进步型学校，专为天赋异禀的学生量身打造。

这不是第一所类似的学校，这几年来此类学校在硅谷激增，这些富豪和创业者之所以前仆后继地下场办学，出于对现有教育模式越来越不满意，并且自信地认为，自己就能开出理想的教育。

然而，Tessellations，仅仅在六年之后便陷入了泥潭之中。

学校管理者的「硅谷模式」与教育愿景发生了碰撞，创始人格蕾丝·斯塔纳并没有办学经验，只看中速度，学校的教师跟他说：「我们发展的太快了」。

他却回应：「如果我把进度给我的科技圈哥们看，他们会说我们这只是在散步。」

他还通过非正规的筹款手段来支持这所非营利机构的增长。Tessellations开出了一个条件：如果家长将一半学费作为捐赠支付，就可以换取税收抵免，他因此筹集到了数百万美元。

听下来，这哪儿是办学校，更像是办商业公司，人永远可以让步于数字。

就拿裁员来说，他们都是硅谷模式：2024年学校出现财务缺口，一位曾参与Google裁员的董事会成员信誓旦旦地表示，我的经验告诉我，裁员不会有太大影响，放心吧。

于是，在学期中途，多名老师被解雇了，而且是当着孩子的面，把老师赶走。

花了高额费用的家长，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每个人要的东西根本就不一样。有人要强学术，有人要重情感；有人嫌改革太慢，有人又说变化太快。

捐赠者家长开始用支票本干预课堂决策。

比如曾长达一整天的户外自然课，也在一些家长抱怨内容无聊后，缩减为了45分钟的选修课。高中部招了第一届学生，第一年后直接停办，因为要聚焦「核心客户」。

科技公司这叫作根据用户反馈快速迭代，但在学校，师生之间的情感、课堂的连续性、孩子的安全感等无法被量化的东西，在「效率优先」的决策里，它们直接被归零，孩子们成为了小白鼠。

更荒诞的是，企业可以只服务「核心用户」，随时随地砍掉一些业务，但学校里每一个孩子都是「核心用户」，没有一个应该被忽视，但却被牺牲了。

有人犀利发声：「学校不是科技初创公司，它们需要审慎和耐心的领导，而不是那种‘赛马跑输了就淘汰’的超速风格。」

教育梦想，还是败给了这些世界精英的「抱负斗争」。

难以逃避的命运

当这所学校不够好后，这些精英们也遵循了自己的路径依赖：再新开一所呗，重起炉灶。

Tessellations当时董事会主席、前OpenAI副总裁彼得·邓带头，把创始人格蕾丝·斯塔纳「投」了出去。

而随着董事会接管，Tessellations摒弃了原本整体性的天才识别方法，转而采用传统的IQ测试。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斯塔纳说Tessellations正在沦为平庸，变成了一所典型的普通学校。

去年5月，学校家长，也是Meta首席产品官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和妻子带走班里一半的学生，去组建一所新的家庭学校。

学校取名为Windy Meadows，理念是「让孩子重新连接学习的喜悦」，和Tessellations创办的口号一模一样。

值得玩味的是，他们带走的五个家庭之中，竟然包括一手把斯塔纳干掉，目前仍是Tessellations现任董事会主席的彼得·邓。

他自己的孩子都离开了这所学校。

这只是众多故事中最新的一则。

就像马斯克当年创办的AdAstra时，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他把自己的几个孩子从传统学校带出来，直接放进SpaceX火箭工厂里上课。那里没有年级划分，没有传统课程，也没有考试。学生们每天讨论的是工程问题、人工智能、伦理决策以及真实世界里的复杂挑战。

而现在，当马斯克的孩子从Ad Astra毕业后，Ad Astra也完成了「分家」。

原校长Joshua Dahn和核心老师们决定将学校「普惠化」，成立了Astra Nova在线学校。

而马斯克自己，随着业务的重心转移，又在德州重新开办了一所实体的Ad Astra学校，靠近特斯拉和SpaceX的新基地。

2024年12月，硅谷传来一则让创新教育界大为震动的消息：扎克伯格夫妇投资创办的The Primary School宣布将于2026年永久关闭。

这所曾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发明」，投资达2亿美金的免费学校，原本承载着为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世界级教育的理想。「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学校在官网发布的声明透着很深的无奈。

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家长的布鲁克·科卡对媒体表示，学校一直在财务上苦苦挣扎，除了扎克伯格的初始投资外，很难再找到其他捐助者。

这让我想起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拉里·库班的那句名言：「教育改革的历史告诉我们，那些试图绕过教育专业人士，以及忽略当地社区所谓‘革命性’的变革，往往都会以失败告终。」

确实如此，那些由超级富豪创办的「梦想学校」，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走向没落。

社区的下一代

这里财富与智慧极度集中，那些在各行各业通过「颠覆」获得成功的创始人和高管们，对于教育有着极强的参与欲和改造欲。

在他们看来，「未来学校」开始越来越像一种混合体：一半是学校，一半是社区；一半是教育实验，一半是价值观共同体。

很多学校真正吸引人的，也已经不只是课程本身，而是它背后的新型教育生态。

再比如一些创业者学校，它们可能连接AI企业、创投圈、教育科技、社区地产、家庭服务，甚至未来的人才输送。

学校不是终点，而像一个入口，把孩子、家庭、社区、资本和产业慢慢连接起来。

这背后，是精英阶层正在用教育重新组织下一代。它更像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当人们对旧系统失去信心时，他们开始自己建系统。

过去，学校最大的意义之一，是它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让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家庭的孩子在同一个世界里相遇。

但今天，越来越多新型学校开始变成高度定制化的社区产品。

孩子从小接触的，是相似阶层、相似资源、相似理念的人；他们拥有更精细、更自由、更高级的成长路径，但也可能越来越少接触真实而复杂的公共世界。

这或许也是一种新的危险：在相似的社区里，孩子成长成为了可以被高度控制的同质品。

这些名人学校的失败，恰恰在于找错了支点——他们以为钱就是支点，技术就是支点，名人效应就是支点，付得起高额费用的中高产家长社区就是支点。

硅谷最擅长的事，是压缩时间，把一个想法变成产品，把一轮融资变成增长，把一个问题变成可量化的解决方案。

但教育偏偏是那件不能被压缩的事。

2016年至2025年，中国白酒行业经历了完整的一轮周期转换。前期消费升级驱动高端扩容，后期宏观经济放缓叠加库存压力，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量缩价跌、渠道承压、价格带下沉成为新现象。

在这一背景下，安徽四家上市酒企古井贡酒、迎驾贡酒、口子窖、金种子酒，呈现出日益清晰的分化轨迹。在过去，这四家酒企被业内戏称为“徽酒四杰”，但十年发展结果显示，这一称谓的并列的可能性正在消失。

从产销量、营收规模、盈利质量、产品结构到出省布局，四家酒企的战略与战果，是区域白酒极具研究价值的样本。

产销量与营收：规模差距从渐变到悬殊

徽酒大都以销定产，长期以来，生产量与销售量基本匹配。从生产与销售数据看，四家企业的量级差异已十分明显。

古井贡酒生产量从2016年的8.38万千升波动升至2025年的10.75万千升，销售量从8.16万千升增至11.94万千升，十年时间几乎在持续扩张。

迎驾贡酒生产量从4.91万千升增长至5.23万千升，销售量从4.72万千升增长至5.23万千升，稳居第二梯队。

口子窖生产量从2.87万千升波动增长至2025年降至3.07万千升，与古井贡酒、迎驾贡酒的差距持续拉大。

金种子酒生产量自2016年1.63万千升起已显著掉队，各年份普遍在1万千升上下，产能规模不足古井贡酒的十分之一，与前三家已不属于同一量级。

营收规模方面，四家酒企的分化比产销量更为剧烈。

古井贡酒营业收入从2016年的60.17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235.8亿元峰值，2025年回落至188.3亿元。自2018年突破百亿门槛后，古井贡酒在徽酒中的龙头地位已无可撼动。

迎驾贡酒营收从30.38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73.44亿元，2025年降至60.19亿元。关键转折发生在2022年，迎驾贡酒在营收上超越口子窖，此后坐稳徽酒次席。

口子窖营收峰值出现在2024年的60.15亿元，此后开始下滑，2025年已降至39.91亿元，2026年一季度再次大幅下滑。这一变化意味着口子窖不仅被古井贡酒远远甩开，与迎驾贡酒的差距也已拉大至20亿元以上。

金种子酒营收长期徘徊在10亿至15亿元区间，2025年进一步降至7.22亿元，是四家中唯一持续亏损的企业。

从十年复合增速看，古井贡酒约为12%，依靠规模优势和品牌势能实现持续扩张；迎驾贡酒增速同样可观，从30亿元量级跃升至70亿元量级；口子窖则从与迎驾规模相近的位置逐年掉队；金种子酒相比十年前营收规模接近腰斩。

若以2026年一季度业绩为参照，“徽酒四杰”的格局已演变为清晰的四个位次，四家酒企已无并列前行的可能。

盈利质量与产品结构：毛利率背后的背道而驰

净利润层面，徽酒四家上市公司悬殊格局同样鲜明。

古井贡酒净利润从2016年的8.3亿元升至2024年的55.17亿元，2025年虽回落至35.49亿元，但仍是徽酒中最赚钱的企业。

迎驾贡酒净利润从6.83亿元攀升至2024年的25.89亿元，2025年回落至19.86亿元，其盈利增速优于营收增速，盈利结构持续改善。

口子窖净利润在2018至2024年间大都维持在14至18亿元区间，但2025年断崖式下滑至6.73亿元，创十年新低。

金种子酒自2021年起连年亏损，2025年预计亏损1.5亿至1.9亿元，已连续第五年为负。

如果从毛利率方面来看，这种产品结构与盈利能力的差异更为明显。

古井贡酒毛利率十年间从74.68%提升至2024年的79.9%，2025年仍保持约79%，产品定价权极强。

迎驾贡酒毛利率从61.77%稳步提升至2025年的72.54%，十年间提升超过10%，增幅在四家中最大。

口子窖毛利率长期维持在72%至75%之间，看似稳定，但由于其高档酒收入占比约90%，2025年高档酒收入下滑直接拖累了整体盈利。

金种子酒毛利率长期明显偏低，其最低时2022年甚至降至26.45%，在整个白酒上市公司中都是垫底的存在（注：顺鑫农业2022年毛利率为31.71%）。

从单价销售均价来看，四家企业的品牌溢价能力差异更加直观。（注：本文中的单价为白酒营业收入除以销售量，单位为元/500ml）

古井贡酒单价十年间从约38元提升至约78元，持续保持四家中最高水平，且十年间翻倍有余。

迎驾贡酒单价从约30元提升至约54元，增速较快，属于典型的价格驱动型增长。

口子窖单价从约49元提升至约65元，增速温和，但2025年销量下滑导致单价优势未能转化为利润优势。

金种子酒单价从约36元大幅下降至约26元，反映其产品结构下移和品牌溢价能力持续弱化。

值得注意的是，四家酒企中古井贡酒、迎驾贡酒单价最高出现在2024年，口子窖出现在2023年，金种子酒则出现在2019年。

古井贡酒单价十年间从约37元提升至约79元，持续保持四家中最高水平，且十年间翻倍有余。

迎驾贡酒单价从约32元提升至约58元，增速较快，属于典型的价格驱动型增长。

口子窖单价从约50元提升至约66元，增速温和，但2025年销量下滑导致单价优势未能转化为利润优势。

金种子酒单价从约44元大幅下降至约32元，反映其产品结构下移和品牌溢价能力持续弱化。

综合盈利质量数据可以发现，四家企业呈现出清晰的分层。古井贡酒和口子窖都属于高毛利率阵营，但古井贡酒产品线更丰富、价格带覆盖更宽，抗风险能力明显强于后者。迎驾贡酒通过洞藏系列实现了毛利率对口子窖的追赶和反超，且盈利增长具有可持续性。金种子酒则囿于低端酒为主体的收入结构，是其经营困境的核心症结。

核心市场与全国化：本土依赖与突围难题

从区域收入结构看，四家企业均高度依赖安徽省内或华中区域市场，但依赖程度有所不同。

古井贡酒华中市场收入占比十年间维持在84%至91%区间，2025年约为88.4%。根据第三方报道，古井贡酒在安徽省内的市占率约在35%-40%之间，是徽酒中本土市场份额最高的企业。同时，古井贡酒也是四家中最有可能真正实现全国化的品牌，其省外市场从早期布局阶段逐步进入深耕阶段，只是全国化仍需时间。

迎驾贡酒的区域策略与古井贡酒相反。根据年报数据，迎驾贡酒安徽市场收入占比从2016年的59.65%升至2025年的70.88%，十年间本土化程度不降反升。在行业整体进入调整期后，迎驾贡酒选择聚焦安徽本土深耕，将资源集中于优势市场，稳健守住基本盘。2026年一季度迎驾贡酒率先实现营收正增长，验证了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但这也说明迎驾贡酒要走出安徽难度不小。

口子窖安徽市场收入占比长期维持在80%至86%区间，2025年约为83.17%。在安徽省内，口子窖面临古井贡酒和迎驾贡酒的双重挤压，存量竞争压力更大。积极信号在于口子窖已调整策略，比如推出100至300元大众价格带产品古窖元明清系列，同时推进打酒铺社区散酒业务，试图以高频低价产品重建消费者连接。

金种子酒安徽市场收入占比十年间维持在78%至88%，2025年约为81.36%，本土依赖程度同样较高。

从行业宏观背景看，白酒行业进入存量博弈乃至缩量竞争阶段。消费价格带整体下沉，主销价格带向100至300元“轴心价位”迁移成为新趋势，区域白酒企业的全国化难度进一步加大，本土市场的深耕效率成为短期生存的关键。

古井贡酒依托年份原浆这一百亿级大单品的产品力，产品结构兼具宽度与厚度，叠加覆盖县乡终端的深度分销网络，抗周期能力明显强于其他酒企。

迎驾贡酒是这十年中最大的变量。洞藏系列精准卡位100至300元“轴心价位”，产品结构升级效果显著，2026年一季度率先实现营收正增长，表明其基本盘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口子窖是这十年中表现中规中矩的酒企，其向大众价格带延伸、以散酒业务重建消费者连接的转型策略能否跑赢颓势，仍是巨大考验。

金种子酒可以说是错失行业上一波发展红利，华润系改革效果在财务数据中尚未显现，馥合香系列也未能形成有效突破。

整体来看，十年徽酒竞逐，古井贡酒巩固了龙头地位，迎驾贡酒实现了强势反超，口子窖加速下滑，金种子酒深陷经营困局。在行业整体进入长周期背景下，这四家企业的分化并非短期波动，而是战略选择与执行能力的长期累积结果，而这一“结果”，似乎也决定了下一个十年徽酒格局的定版。

《穿普拉达的女魔头》时隔20年拍了续集，可是一言以蔽之，结构和人物性格塑造都不如第一集。

第一集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是非常商业的爆米花故事，可是成功在情节设定有趣，人物性格塑造前后一致，更重要的是镜头语言非常成熟，像一篇文章的笔法长短句结构一样，有张有弛，大师水准。这些因素加起来，才塑造了这部现象级的商业电影。第二集就像第一集的同人文，有前一集成功的人物和设定底子在里面，本来再编一个新时代语境下的故事并不难，可惜导演连这个完成度都有点不够。

故事发生在第一集结束的20年后，安迪在卫报——她热爱的新闻事业里干得风生水起。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整个行业下行，整个团队被一锅端，丢掉了饭碗，同时女魔头那边由于某个公关危机，也需要新闻团队来拯救。于是顺理成章地，她又获得了新工作——还是原来的那间杂志社。

在新时代下，很多原来的东西行不通了，比如我记得上大学时每个人都要买本瑞丽、时尚或Vogue。在手头非常紧的大学年代，那是非常享受的精神娱乐。一本杂志2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500块。杂志放在手里也可以看半个月，每一页精美的画面、精致的排版、华服、首饰，甚至连化妆品的广告都要端详半天。

Vogue的西方脸模特高攀不起，但瑞丽的日本模特是亚洲人，我们每个人都幻想过成为里面的样子。我记得自己研究生时还被某本杂志（不记得是《时尚》还是《ELLE》之类）邀请拍过素人专访。不知道杂志为什么抽风想起来要找素人拍，可能想展现北京现代女性的生活？总之，记者在东方新天地的门前多给我拍了几张照片，连衣服都是自己带的。现在想起来，真是个朴素的，可爱的年代。

但现在还有谁看杂志呢？连电子版都已变成明日黄花。在互联网和AI的双重冲击下，杂志这种题材在肉眼可见的将来就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以后，我的小朋友们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看见它的存在了。更可怕的是，被认真编辑过的文字越来越少，编辑这个职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弱。以前媒体是喉舌，是意见领袖，但现在每个人都是意见领袖。那些像女魔头米兰达一样在杂志社的studio里叱咤风云，对每一帧时尚画面都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人们，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存活下去。

回到电影上。第一集无论是在情节设定、剧情发展，还是人物性格塑造上，都是非常成功的。

安迪原本并不热爱时尚，对时尚价值也完全不理解，身上是精英大学毕业生的那种要为社会呼吁的左派作风（也是好莱坞的政治正确作风），却阴差阳错进入了时尚界最有权势的杂志主编手下工作，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到接连完成“不可能的任务”，逐渐取得老板信任、工作做出成绩，本身就是一个“升级打怪”的成长故事。当年还是学生的时候看这部电影，其实没有太多感觉。今天回过头再看，才发现那个“不好相处”、总让你压力巨大的老板，简直就是现实职场的真实写照。如今我们的老板有多少个女魔头男魔头，只不过有时候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罢了；电影拍得并不浮夸。再加上电影里的华服香车美女，那时候的时尚行业真的是很多人向往的世界。

至于第二集，如果真像网上说的那样，感觉现在的时尚行业已经变了——如艾米丽所说，如今时尚界真正赚钱的，可能只剩下卖衣服的品牌了。

于是，曾经气势凌人的“女魔头”，到了这一部里，却变成了低声下气去求品牌方合作的人。而不断受到冲击的传统杂志业，也因为老板的儿子——一个对时尚毫无兴趣、只穿着Finance Bro背心和运动鞋的富二代要把它卖掉，而显得更加唏嘘。

其实这本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但电影拍出来却几乎没有起伏。

在前一个半小时的剧情里，故事始终缺少层层推进的张力。我们只看到安迪开始帮老板写公关文章、试图挽回杂志影响力，然后莫名其妙被刘玉玲饰演的有钱人垂青接受了采访，接着又莫名其妙冒出来一个卖楼的男朋友。说实话，和第一部里的男朋友相比，我完全看不出来他和安迪之间有什么真正合拍的地方，感觉整段情节加人物都可以拿掉。

故事稍微好看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后，米兰达和安迪得知要买杂志的人竟然是艾米丽的新土豪男友，于是两人必须携手从低谷中爬出——这时才稍微有点儿女魔头的劲儿。真的，要不是为看米兰达的劲头，我为什么来看这剧啊，为什么要看一个低声下气、做好好先生、连骂人都骂不出口的老板？

最后我发现，人要想不显老，年轻时就得把自己弄老。梅姐五十岁时看起来就像七十，七十了还是像七十；Emily Blunt二十岁时就像三十五，现在四十五了还是像三十五；但可怜的安妮·海瑟薇年轻时吸引人的那些容貌现在是完全没有了——美人迟暮，连大笑都显得没那么可爱。

“以前只有隔壁印度人喜欢这么干，现在咱们这儿要轮椅的人越来越多了。”

最近跟地服朋友们聊起，总能听到她们谈起“轮椅问题”。

记得以前我经常嘲讽印度部分群体，飞遍全球，坐遍全球的轮椅，走哪都要轮椅，但没想到，这种行径已经被我们“个别自己人”学会了。

“从客舱门口往候机楼推那一路上坡，80斤的我真的推不动180斤的他啊！关键到了候机楼，他嫌我推的慢，自己站起来就走了，留我在后面目瞪口呆。”

我真的觉得很魔幻。

甚至有些年轻人，慢慢也知道了航司有轮椅服务这个“羊毛”，翘着二郎腿，刷着手机，就等着地服来推他。

我好奇真的有如此无耻之人吗？她们说，真的有。

我一直觉得社会上有部分人，他们特别擅长把一件“初衷是善意”的事儿给玩死——这句话在很多场景里都能得到体现，拿我们民航来说，最典型的就是轮椅。

免费提供的轮椅服务本来是全球民航业纯粹的善意——其他很多场景里都有轮椅服务，但人家只是提供轮椅，没有其他地方像我们一样，不仅提供轮椅、还派人来推、还不用排队、走特殊通道，全程照顾着。

因为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准备的，腿脚不便的、坐过手术的等等，不是让你累了歇脚的。

但问题是，轮椅是有数的，推轮椅的地服工作人员也是有数的，咱哪怕不考虑能不能推得动的这个问题，一个航班下来七八个轮椅，同时落地五六个航班，轮椅不够还能去借，人不够怎么办呢？

我思考了好几天这种局面应该怎么破。

让旅客出证明，自己腿脚不便、受了伤，确实需要轮椅？不行，先不说这个证明我们怎么确定真假，这种“证明”本身就违背了民航的初心，非常不妥——面对一个真的无法正常行走的人，如果我们去质疑他是不是“假装”的，这是纯粹的恶意，我们不能这么做。

轮椅服务收费？虽然我始终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格局大点来说肯定也不是很妥，因为还是上面说过的，这是民航的善意，不能因为有人滥用这种善意，就否定自己的善意。

减少轮椅旅客的权益？很难，一直以来，轮椅旅客都是最后下飞机，除了效率，其实也是一种“降权益”，如若不然，随时登机、优先下机，还固定安排在前排，那还买什么头等舱啊？只是其他方面，比如安检不排队能不能取消？有困难，毕竟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手陪着排队。

那技术层面，用智能轮椅行不行？

行，真的行，现在的智能轮椅已经可以做到跟着人走，完全不费力，但同样没那么简单。

第一个可想而知是成本问题，不管是研发还是采购还是后期维护，跟普通轮椅比肯定贵太多太多。

更麻烦的是电池。智能轮椅靠的都是大容量锂电池，几十台轮椅，就是几十块大电池，还得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段时间里充。

这意味着航司或机场得专门腾一个空间出来，得有符合用电和消防要求的线路，得有人专门盯着不能撒手没人管。

这是比较新的需求，以前规划航站楼的时候没有这方面考虑——可以改，肯定可以改，但一定需要时间，还需要敢拍板的人。

完全能理解，这是锂电池，几十块大容量的锂电池，满候机楼跑，又集中充电，这里面的安全隐患，是机场方面一定会考虑的问题，在候机楼起火相对还好处理，在相对密闭的廊桥上呢？在飞机舱门口呢？真把上面的人给烧伤了呢？

所以就算智能轮椅能够普及，也需要航司、机场、监管的共同努力，短时间内比较难。

但说一千道一万，就算所有机场都换上了完全可控的智能轮椅，这依然解决不了“那些本不该申请轮椅却申请轮椅”的无耻之徒们。

是的，无耻之徒。

这词航司没法说，专业媒体也说不出来，只能我这种野路子说，不论男女老少，只要不是真的需要轮椅，麻烦您盼自己点好吧！

别到了机场就想坐，哪天真坐上了吧，你又不乐意。

在硅谷，今年最焦虑、最不快乐的，是身价过千万美金的那一群人。

不是没赶上车的中产，不是被裁掉的工程师，是那些已经“上岸”的人。

最近硅谷流传一个帖子，把这件事写得很透。

|图片来源@Deedy发帖

我看完以后觉得，这不只是硅谷的故事，它是关于这个时代所有人正在面对的一个更大的问题：

当你以为达到某个数字、某个位置就会快乐的时候，那个数字和位置真的能给你快乐吗？

先说一组数据，给你一个坐标系。

在美国，前1%的人，净资产是1370万美元；前2%，850万美元；前5%，400万美元；前10%，190万美元；前25%，66万美元。

也就是说，你的家庭资产达到一百多万美元，你就已经进入了前10%。

但真正魔幻的不是这组数据，而是过去五年发生的事。

Anthropic、OpenAI、xAI、Nvidia这些公司的早期员工和创始人，大概一万个人，在很短的时间里，财富一夜之间冲到2000万美元以上。已经财富自由了。

这一万人之外的所有人，包括年薪几十万美金的资深工程师，眼睁睁看着这件事发生，心里只剩一个念头：靠正常工作，我这辈子永远到不了那个数字。

更糟的是，裁员还在继续。

很多软件工程师突然发现，自己练了十几年的手艺，AI一来，不那么值钱了。

一夜之间，工作的样子全变了。

所以你现在去硅谷，能看到的是一个被割裂得很厉害的世界。

年薪几十万美金的中产，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爬错了那栋楼。

每天都在问：要不要去创业？现在加入Anthropic还来得及吗？哪只股票会十倍？

大家在频繁跳槽、要求涨薪、互相打听机会。

所有人都在重新规划职业，因为旧的路径不灵了。

三四十岁的中层管理者，是这群人里最痛苦的。

有家庭、有房贷，没精力创业，AI技能也不够领先。

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这个岗位正在被掏空，但不知道往哪儿走。

硅谷的年轻人里在流行一个词，叫“永久底层”（permanent underclass）。

意思是这班AI大车我没赶上，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永远都是“底层人民”。

当一个二十几岁的人开始这么想，他怎么还有动力好好工作？

他每天上班，脑子里转的全都是“要是两年前我加入OpenAI就好了”。

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故事讲完了：硅谷的财富分化导致一群人焦虑、一群人绝望。

但这只是第一层。真正让我多想了一层的，是那群上岸的人。

按理说，他们已经赢了。

两千万美元，足够过完后半生。但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比中产更不快乐。

有的创业者的公司估值已经很高，公司其实可以卖掉。

为什么不卖？

因为“现在所有人都想跟我聊天。卖了之后，我就只剩下钱了”。

这些人，不是缺钱，缺的是身份，他缺的是“被需要”的感觉。

从月薪一万美金到身价五千万美金，没有过渡，几年之内直接砸下来。

整个人生计划被打乱了：之前他以为自己要奋斗到六十岁，结果三十岁就已经财务自由。

然后呢？

这群人当中，有的跑去纽约体验生活；有的为了赢回地位又开了一家公司；有的陷在和别人的比较里出不来，明明已经有五千万了，但看到一个朋友卖公司套现了五个亿，心里就是不舒服。

钱没有给他们快乐。

钱反而把他们原来的人生坐标系全部摧毁了。

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得了吧，这也太凡尔赛了。

但我想说的不是告诉你，有钱人也很惨；而是想说，如果赚到更多钱这条路真的能通往快乐，那为什么走到终点的那些人，没有变得更快乐？

这不是一个关于他们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那条路本身”的问题。

而我们大多数人，正在那条路上走。

这就是AI这场剧变真正残酷的地方。

它把“用物质换快乐”这条路的尽头，提前展示给了所有人看。

而展示出来的结果，尽头那里没有快乐，只有另一种空。

人这辈子，痛苦的根源从来不是没得到，而是得到之后看不见。

有的人梦想家里有个游泳池，而有游泳池的人几乎从不游泳；

失去亲人的人痛不欲生，而身边还有亲人的人总在抱怨他们；

没有伴侣的人渴望爱情，而有伴侣的人却不珍惜；

饥饿的人愿意为一顿饭付出一切，而吃饱的人却嫌饭难吃。

物质和快乐之间，不是兑换关系。

你不可能用美元的累加，去换取你想象中的快乐，因为那根本是两套系统。

人的欲望，会跟着资产一起涨。

你有一百万的时候想要一千万，有一千万的时候想要一亿。

你永远在追下一个数字，永远觉得自己差一点点。

这个“差一点点”，才是真正的痛苦来源。

那快乐到底从哪儿来？

从看见你拥有的东西开始。

很多我们正在拼命追求的东西，得到的那一刻，可能就是它失去意义的那一刻。

而那些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才是真正稀缺的。

下次你抱怨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可以试着停三秒，看一眼。

其实你不满的现状，已经是很多人这辈子做梦都到不了的地方。

2026年，全球航空业的品牌价值进入一个明显的修复周期。

Brand Finance最新榜单显示：全球前50大航空公司品牌总价值达到1470亿美元，同比增长11%。这一增长背后，既有国际长航线全面恢复带来的基本面回暖，也有高端出行需求回升、航司盈利能力改善带来的结构性修复。

但如果只把它看作行业复苏，并不完整。这一轮变化本质上是品牌价值的重新定价——规模、效率与体验，正在重新分配权重。

在这一背景下，全球最具价值航空公司品牌的格局也发生结构性调整。

全球最具价值航空品牌：北美仍主导

从榜单结构来看，北美航司依旧占据主导位置。

达美航空以186亿美元品牌价值继续位列第一，同比增长25%。其优势集中在运营稳定性与准点率，并在北美市场持续强化商务旅客心智。

美联航以131亿美元位列第二，增长同样来自国际航线恢复与高端需求回暖。

阿联酋航空以106亿美元升至全球第三，成为北美之外最具价值的航空品牌，长航线与高端客舱收入仍是核心驱动力。

但分化也开始出现。

美国航空公司品牌价值下降27%，成为前五中唯一明显下滑的航司，成本压力与盈利能力波动使其品牌承压。这表明，航空品牌增长不再只是恢复，而是筛选经营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司进入关键位置。

南方航空以44亿美元进入全球前十，成为唯一进入前十的中国航司。其增长来自国际航线恢复、机队升级，以及广州与北京双枢纽网络的强化。

全球最强航司品牌：亚洲主导正在强化

如果说品牌价值更多反映规模与盈利能力，那么品牌强度则更接近用户真实感知：服务体验、信任度与稳定性。

在这一维度上，亚洲航司的优势更加明显。

全日空以90.2分位列全球第一，连续保持最强全服务航空品牌位置。其核心竞争力是极高一致性的服务标准与运营稳定性。

日本航空紧随其后位列第二，日本两大航司包揽前二，体现其长期积累的服务体系优势。

中国国航排名第三，南航与东航分别位列第七与第九。

可以看出，亚洲航司正在成为全球服务标准定义者，并已超越区域竞争者的角色。北美航司虽具规模优势，但在体验稳定性评价中不占绝对领先。

这在低成本航司的榜单中，变化更加明显。

西南航空以89.1分排名全球第一，其领先方式正在从极致低成本结构转向引入指定座位、附加服务与更灵活的收益模型，在价格优势与体验升级之间重新寻找平衡。

英国Jet2.com与亚洲航空分列其后，而印度IndiGo的上升，则更多反映出印度航空市场的快速扩张。

中国春秋航空进入全球前十，成为唯一上榜的中国低成本航司。

整体来看，低成本航空的竞争正在发生转向：价格仍然重要，但体验与辅助收入能力开始变成新的分水岭。

全球机场品牌：从基础设施走向体验资产

机场的变化，实际上更能体现这一轮航空业的深层趋势。

在全球最具价值维度上，巴黎机场与伦敦希思罗机场处于第一梯队，新加坡樟宜机场紧随其后。

其中，巴黎机场增长显著，而希思罗略有下滑；史基浦机场、法兰克福机场等欧洲枢纽则整体保持较强增长势头。

亚洲机场方面，仁川、羽田、上海机场等呈现稳步修复趋势。

最具价值榜反映规模恢复，最强机场品牌榜则体现机场的真实竞争力。

在品牌强度排名中，樟宜机场以91.2分位列全球第一，仁川机场紧随其后，形成明显的第一梯队。

这一层级的机场，核心能力已经不只是中转效率，而是完整的旅行体验设计能力。

中国方面，北京首都机场与广州白云机场进入全球前十，意味着中国机场从规模领先进入体验追赶的阶段。

整体来看，2026年的航空与机场品牌体系发生一个更底层的变化。

过去，品牌更多取决于规模、航线网络与市场占有率。现在，决定品牌高度的因素变得更复杂、更结构化。

运营稳定性、服务体验、忠诚度体系以及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共同构成新的评价标准。

航空品牌的竞争逻辑从飞得更大转向在不确定性中飞得更稳。

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在长期波动中持续维持体验与效率的平衡，航线数量不再是唯一标准。

接手美联储，沃什可能刚刚接下了全球金融界眼下最烫手的职位。

据Fringe Finance于5月17日发布的分析文章，沃什上周以史上最具党派分歧的投票结果，正式获确认出任美联储新一任主席。他面对的，是一个四面漏风的宏观环境：通胀加速、油价飙升、债市动荡、股市估值高悬。

就在他即将接棒的那个周五（即5月15日），市场给出了一个预演。

标普500当天跌1.24%，纳斯达克跌1.54%。但Fringe Finance指出，当天真正的“主角”不是股市，而是债市——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突破5.1%，债券投资者正在消化上周更热的通胀数据，以及“利率可能比华尔街预期更长时间维持高位”的现实。

债市才是真正的风险源

股市跌5%，财经媒体可以喊“逢低买入”，债市不一样。

分析指出，当国债收益率快速上行，金融条件会同步收紧：房贷利率居高不下，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商业地产再融资压力加剧，联邦政府自身的利息支出也开始膨胀。

这不是孤立的市场波动。它会从债市传导到每一个角落——首次购房者、企业财务官、私募基金、乃至财政部，都会同时感受到压力。

消费者已经在裂缝边缘

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

数据显示，美国汽车贷款违约率已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水平，信用卡违约率同样徘徊在危机高点附近。消费者在实际工资被通胀持续侵蚀的同时，越来越依赖高息债务维持日常消费。

通胀数据同样不乐观：CPI仍在3.8%，PPI高达6%，油价已突破100美元。

Fringe Finance直接点出了问题所在：这种环境下，美联储根本没有空间"随手降息"或重启量化宽松——那样做只会给本已过热的通胀再浇一桶油。

沃什的两难：理念与现实的正面碰撞

这正是沃什处境最尴尬的地方。

他多年来一直公开主张：美联储对金融市场介入过深，应该加快缩减6.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停止充当“市场永久托底者”，回归传统货币政策工具。

文章对此评价直白：“说得很高尚，很自律，很'市场应该靠自己站立'。但现在，市场正在测试他是否真的说到做到。”

Fringe Finance指出，在股市高歌猛进、波动率低迷的时候，发表关于“道德风险”的演讲很容易。但当债市开始“摔家具”、长端收益率持续攀升、经济各个角落同时承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三条路，没有一条好走

沃什面前的三个选项，每一个都有代价：

放任收益率继续上行——市场面临更大范围的重新定价，违约率上升，房市走弱，信用压力蔓延至实体经济。

激进降息或重启购债——通胀本已过热，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

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债市可能替他做决定。

Fringe Finance援引英国前首相Liz Truss的案例提醒：债券投资者让政策制定者"低头"的速度，可以快得出人意料。

股市估值：另一颗悬在头顶的雷

与此同时，美股的估值并未反映上述风险。

席勒市盈率（Shiller P/E）目前约为42倍，处于极度高估区间。这一估值水平成立的前提是：通胀迅速降温、利率下行、企业盈利保持强劲、流动性充裕——也就是说，“需要几乎所有事情都朝好的方向走，而偏偏此刻很多事情正在往坏的方向走”。

文章最后写道：“这不是软着陆，这是一场伪装成晋升的压力测试。当所有人都在盯着英伟达某天跌了4%，沃什应该直盯着美债市场——因为那才是他真正的麻烦开始的地方。”

《过春天》

近年来，年轻人中普遍存在的低迷情绪与消极生活状态，逐渐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躺平”“内卷”“精神内耗”等概念和情绪在被年轻人大量表达和自我调侃的同时，也常常遭到来自长辈群体的不解甚至批评。

在物质条件显著优于过去、教育机会前所未有丰富的今天，年轻人处境更好了，也更多选择了，但为何反而失去了生命力？

这种感受与判断的差异，恰恰反映出两代人因成长背景、人生经历和社会处境的不同，而形成的情感与认知断层。

代际之间的张力，正是《富足一代》这本书试图解答的。作者伊险峰和杨樱将1995年至2005年间出生的年轻人（偏一二线城市）称为“富足一代”。

这一代人成长于中国社会物质财富快速积累、家庭资源高度集中的时期。表面上看，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选择空间，但却也承受着诸如激烈内卷、过高期望和意义感缺失等现实与精神层面的压力。本书深入呈现了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处境，也揭示了代际冲突背后复杂而多元的面貌。

此前，我们邀请《富足一代》的两位作者伊险峰和杨樱录制了一期播客。节目中，他们分享了对当下年轻人生活处境的观察，也聊了聊对两代人之间复杂而微妙关系的理解。

下面是这期播客的节录。

本期内容摘自播客“naive理想国”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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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富足一代”眼中的世界

理想的编辑部：首先请两位老师谈谈这本书的写作缘起，为什么想要写这样一本书？

杨樱：我们之前都是媒体出身，我和伊险峰老师曾一起创办《好奇心日报》。2016年，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这个专题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移动互联网进入高潮，外卖、点对点到家服务以及各种线上需求层出不穷，市场上涌现出大量新产品来满足这些需求。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针对年轻人的品牌消费和产品需求被深度挖掘。这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困惑：当年轻人的物质生活被如此细致地揣摩和满足时，他眼中的世界在精神层面是什么样的？

《富足一代》这个书名是在出版前夕才定下的。最初我们只有一个很粗糙的画像，就是想要了解出生在1995年至2005年之间的年轻人是一个怎样的群体。2020年到2021年的采访期间，他们刚刚高中毕业，或正处于教育的关键阶段，但已经能够成熟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父辈可能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来机会最多、资源积累最快、人生变化最剧烈的一代人。我们认为，以这两个世代之间的关系作为观察对象会非常有趣。

理想的编辑部：为什么认为他们是富足一代？这本书出版后，我问了不少00后的朋友，他们的反馈是并不觉得自己是富足一代。

伊险峰：这可能正是代际冲突的一部分。每个人对财富和富足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们最初是从机会及其获得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从父辈的角度看，也就是从“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这个提问出发，这里“社会”暗含的主语实际上是成年人、是父辈，他们会觉得社会为年轻人提供了充分的选择：可以在国内念书，也可以出国；可以上公立学校，有相应的服务和补习。父辈认为自己为下一代提供了很好的选择可能性。

但从年轻一代的角度看，他们并不觉得这些是需要自己去奋斗的东西，而是天经地义的。早个四五十年前，一家五口人只有两条裤子，得分头出门，裤子成了决定你能做什么的选项。而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如果真到了他想出国的那一天，父母会想办法，他也不会觉得有多大问题。

我们说的“机会”，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是安全感和富足感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在中部二线城市，一名新华书店店员的收入大约四千块，一位小学老师的收入大约五六千，一个家庭全部的收入大约一万块钱，同时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日子确实不太好过。但对孩子来说，这可能不是问题。你说他富吗？从数字上看，我觉得不富。但从他对未来的想象和可能获得的机会来看，他是富有的。

理想的编辑部：年轻人确实是成长在一个相对富足的社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起点，但现实情况是，年轻人普遍对人生的前景感到悲观。富足这个概念在他们生活中，是一个从高处不断往下坠的过程。而更年长的一代人，虽然人生的起点低，但总的人生轨迹是往上走的，不管这个过程是野蛮生长还是被迫的自力更生。

杨樱：如果以增长率来看，毫无疑问，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可能达到之前的水平了，因为过去几十年的增长率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种高速增长催生了所谓的“红利一代”，大致是1963年到1975年出生的人。他们获得的获得的主要是房子、升迁的机会、从小城市搬到大城市居住的可能、阶层跃迁等等。

而他们的孩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富足一代”，他们的沮丧或悲观，来自于他们锚定的父辈获得的东西，他们没机会再获得了。那么，这些年轻人的存在意义应该寄放于何处？

从这个角度延伸下去，我们试图探讨“富足一代”的存在感以及幸福感由什么组成？因为不论什么世代都会希望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只不过大家对幸福和美好的定义不同。

父辈对幸福的定义通常比较物质化，可能以前住农村、用旱厕，现在住进了商品房，这种置换就是幸福感的来源。而他们的下一代已经拥有了这些，起点已经很高了，那么，他们的幸福感又该从何而来？我认为这是“富足一代”的核心命题之一。

理想的编辑部：当以物质财富增长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旧叙事失效之后，你们觉得“富足一代”找到了怎样的新叙事来存放关于自我价值、人生意义等命题？

伊险峰：我觉得不必着急，可以再等等，他们连自己擅长做什么都还在摸索当中，现在就让他们去定义人生和世界有点太早了。我比较在意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1963年到1975年出生的人，可以说是中国的婴儿潮一代，也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他们人口基数很大，也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如果这一代人始终牢牢把握着资源和话语权，那么，后面的世代，比如80后、90后、00后，想要获得同样的机会和表达空间，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理想的编辑部：其实现在年轻人失权的问题不仅体现在话语权上。例如，在同样处于25到30岁、初入职场的阶段，长期停留在基层岗位已成为一个明显趋势。随着所有人的职业生涯普遍拉长，向年轻人开放的高级职位正在不断减少。

杨樱：有一些传统行业是这样。比如我们的一个采访对象，以前他刚去当律师的时候，律所只要随便走一个人，他马上就能升合伙人。但现在新进入律所的年轻律师可能要为此奋斗很久，甚至可能最终也成不了合伙人。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日本也是这样，所有成熟的社会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可改变的时候，大家自然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自我，在自我之中实现自洽。这很可能催生出某种新的评价体系，写作这本书的过程，让我看到一些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已经发生了。这个转变是“富足一代”乃至更后面的一代人的底色，和上一代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

02

与社会“硬碰硬”的一代人

理想的编辑部：相比上一代，“富足一代”在成长过程中缺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或缓冲。比如在公共表达层面，以前媒体影响力还很大的时候，可以作为桥梁；在私人生活层面，以前，无论是家庭还是其他共同体，仍然很坚实，能够起到中介的作用。而现在，个人与社会处于一种更加直接的“硬碰硬”的状态。这会带来哪些影响？

伊险峰：寻找共同体是一种普遍的需求，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如此。不过，在当下原子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各种传统共同体已经在逐渐消解。这种消解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现在还未可知。但其中一个可能比较显著的结果是“身份政治”的兴起。

就像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围绕性别、种族、性取向等议题所看到的那样，随着身份的划分变得越来越细致，逐渐形成了一些彼此之间存在身份认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在表达上，有时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极化倾向。在具体的表达和行动方式上，他们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看起来更为积极、甚至略显激进的方案。

杨樱：关于“极化”现象，我觉得，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并不是极端言论的积极表达者。真正在互联网上频繁发声、立场鲜明的人，终究只占少数。对于更多身处其中的普通人来说，看到一个人因为某些言论或立场而遭遇网络暴力，往往会感到不安甚至恐惧。这种体验会让人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极化言论确实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和伤害性。我认为这种意识，在潜移默化中使年轻人对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谨慎和小心翼翼。

而且这种谨慎已经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以前你不知道谈个恋爱到底会怎样，就试试嘛，肯定可能被骗或者被伤害，那你就认了。但现在的互联网不一样。你从别人的个人经验里，很少有人作为成功案例现身说法，失败案例的比例基本上是不均衡的。大多数你能看到的是有压迫性的、悲惨的失败案例，告诉你一定要避雷。

大家为了避免受伤，在线下与人交往时也会不自觉地进入一种防御模式，毕竟生活已经很累了，不想再横生枝节。从各种网络流行语，再到层出不穷的亲密关系类应用软件中都可以看出，年轻人确实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负担，他们比上一代人更希望控制交往的成本。

理想的编辑部：在你们看来，两代人之间有什么共识可以作为沟通的基础？

杨樱：我觉得，大多数人骨子里还是保留了优绩主义的底色。无论父辈还是年轻一代，这都是一以贯之继承下来的。

有些年轻人在表达上会显得很“反叛”。比如我家的一个侄女，她会跟父母说：“我以后不会想当什么CEO，也不会想去谋什么大的职位。”但与此同时，她在缺钱买东西的时候又会反过来指责父母：“你们凭什么不给我那个钱？这个钱付不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这句话预设的是，一个人只要足够努力，就不会境遇不顺，如果处境不好，那一定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这是非常典型的优绩主义思维方式。

她把很多复杂因素都归结为个人努力的结果，同时又放弃了上一代人设定好的那些既定等级目标，比如要做到什么职位、爬到哪个台阶。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实际上同时加注在了年轻一代身上。

伊险峰：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也会和父辈一样染上越来越强的犬儒主义倾向，也就是对某些东西的过分追求和对某些价值的无视。

理想的编辑部：听起来你们好像挺悲观的？

伊险峰：我没有那么悲观。我们所有的看法还是要在时间的跨度里去考量，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三十年后的社会和价值标准会是怎样的。

杨樱：我觉得是开启了一种观察，而不是到了一个给它下结论的时候。对于更年轻的世代来说，后面的事情远比我们开启的这个观察的世代来得复杂得多。

采写/寇大庸

人均GDP是衡量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目前，31个省份一季度经济“成绩单”和上年人口数据悉数公布，读城记结合这两项数据对各省份的人均GDP进行粗略计算。

数据显示，在31个省份中，一季度人均GDP超过3万元的省份共有6个，数量与上年同期持平；超过2万元的省份达到15个。其中，江苏一季度人均GDP首次突破4万元，西藏也在一季度首次跨越2万元，超过湖南，排名上升至全国第14位。

人均GDP的梯队分布，直观反映出我国当前的区域经济格局。在一季度人均GDP超过2万元的15个省份中，东部地区依然保持着绝对优势，占比超过50%；而在中西部地区中，重庆和内蒙古的人均GDP表现亮眼，处于领跑地位。

江苏首次在一季度突破4万元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整体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省份在高基数之上继续稳步领跑，中西部与东北地区则表现分化，江西、重庆等地发展良好，排名实现前移，而山西、辽宁的排名有所回落。

从各省份一季度的人均GDP数据来看，呈现出的规律也是类似的。

以2025年末常住人口数来计算，2026年一季度人均GDP前十省份分别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天津、广东、内蒙古、重庆和山东。

把这份榜单与一季度GDP总量十强省份（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湖北、福建、上海、湖南）对比来看，则会发现像四川、河南、湖南这样的经济大省，因为常住人口基数庞大，人均GDP数据被摊薄，未能挤进人均前十；而内蒙古、重庆等则凭借相对较小的人口基数或突出的产业特色，在人均排名上实现了跃升。

在一季度的人均GDP榜单中，江苏的表现尤为抢眼。

与上年同期相比，江苏一季度人均GDP首次突破了4万元大关。如果抛开直辖市，江苏的人均GDP在全国各省区中排名第一。

作为我国第二经济大省，江苏近年来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发力。把时间轴拉长看全年，2025年江苏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6.71万元，远超其他省区，其整体的人均经济产值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江苏的人均GDP为什么能这么高？

江苏拥有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外向型经济发达，更难得的是区域发展十分均衡。不同于许多省份“一市独大”或“省会独大”的虹吸模式，江苏13个地级市全部跻身全国百强市，各地实力相当，省内没有明显的经济洼地。这种发展格局，不仅做大了全省的经济总量，也让江苏的人均GDP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江西排名上升4位

不同于头部省份排名的相对稳定，一季度人均GDP腰部梯队的排位与上年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

今年一季度，江西人均GDP超过辽宁、海南等省份，从去年的全国第21位升至第17位，成为榜单中排名上升最多的省份。

江西人均GDP排名实现跃升，源于其经济发展韧性不断增强。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江西GDP达到8573.5亿元，同比增长5.0%。拆解这份成绩单，江西的突围，离不开产业结构脱胎换骨与外贸动能持续发力。

作为地位日益稳固的“新兴工业大省”，江西近年来主动对接东部发达地区，积极承接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高端产业转移。比如赣州龙南市，就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打造了电子信息和锂电两个省级产业集群。

反映在数据上，今年一季度，江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服务机器人、工业控制系统等高技术产品产量更是迎来近70%的爆发式增长。

其次是外贸结构的向“新”。伴随着产业升级，江西的出海产品越来越高端。

2025年江西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4823亿元，出口总值为3097.8亿元。从结构上看，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过一半，达63.2%。其中，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保持增长，高端装备、电子元器件等出口分别增长39.7%、43.1%。

今年一季度，江西外贸持续发力，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215.9亿元，同比增长16.0%，“新三样”成为拉动出口的重要引擎，出口额达75.9亿元，增长52.1%，其中电动汽车出口激增，增速达到284.4%。

与江西排名上升形成对比的，是被其超过的辽宁和海南，两省份一季度GDP增速分别为2.8%和3.8%，均未跑赢全国大盘。

辽宁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传统工业降温与投资放缓，三大门类中，规模以上采矿业增加值同比下降6.4%，分行业看，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下降6.8%，汽车制造业增加值下降11.0%

在固定投资领域，辽宁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0.0%。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下降9.7%，制造业投资下降21.8%，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39.0%。

此外，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6的河南也值得关注。今年一季度河南的人均GDP为16333元，位列全国第25位，这种“总量领先、人均靠后”的反差，折射出人口大省在产业深度转型与人均产出提升上仍需进一步破局。

需要注意的是，人均GDP及其区域位次变化，虽能够反映地方整体经济产出水平，却并非衡量区域发展质量、居民真实感受的唯一指标。

人均GDP无法充分体现收入分配的均衡程度、区域生活成本差异、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民生维度。因此，分析各省真实发展成色与居民实际生活水平，需结合基尼系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消费水平等多维指标综合评估。

前几天，埃隆·马斯克带着6岁的小儿子X·马斯克亮相北京。

孩子身着浅蓝灰色真丝新中式马甲、手拎非遗虎头包，直接把“非遗同款”带火成了全网断货王。

除了穿搭，很多网友也好奇，马斯克的孩子那么多，为什么他唯独偏爱X呢？

马斯克为什么独宠6岁的X？

马斯克这个6岁的孩子全名XÆA-Xii，昵称"X"。

从Twitter总部到白宫，从SpaceX发射现场到海湖庄园，这个小家伙的出镜频率超高。

马斯克甚至让X坐在自己肩膀上参加公开活动，这种“带娃上班”的模式，在他另外11个已知子女身上几乎从未出现。

X的名字也充满马斯克个人色彩。

X代表未知变量，Æ是人工智能（AI）与“爱”的象征，A-12灵感来自SR-71侦察机的原型机Archangel-12——这是马斯克最爱的侦察机型号。

这个名字几乎是他科技理想的具象化。

据说，马斯克之所以这么喜欢X，是因为他是众多子女中，少数自然受孕的孩子之一，在情感上感觉更亲近一些。

而且X的日常表现、天赋，简直就是“迷你版”的马斯克。

痴迷于火箭与太空，有超强的胆识、天生的镜头感，而且是公认的高智商。

不止马斯克，从古至今，从历史到影视，男性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普遍都偏爱像自己的那一个。

汉武帝最终选了最像自己的小儿子刘弗陵做继承人。

《汉书·外戚传》中记载：“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

《知否》里盛紘最偏爱长枫，除了因为偏爱他的生母林小娘，还因为觉得长枫是庶子，也最像自己。

《教父》中，维托·柯里昂最初想让长子桑尼接班，因为桑尼够狠、有行动力、最像自己。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2009年的一项研究也证实：在30户塞内加尔家庭中，长相与气味更接近父亲的孩子确实得到了更多相处时间、关爱和零用钱。

为什么男性总想选“另一个自己”当继承人？

父亲为何偏爱最像自己的孩子？

进化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父系亲子不确定性”（Paternity Uncertainty，简称PU）。

古代没有DNA检测，女性天然知道孩子是自己的，但男人无法确认，所以他会依赖线索，比如长相、性格，来判断“是不是我的种”。

像，就多投入；不像，就少投入。

而且人类会本能的更信任、偏爱与自己相似的人，包括长相、行为、价值观。

这是心理学中的“相似吸引效应”。

从权力逻辑来看，男性也普遍认为：只有“复制品”才能延续权力。

相似=可控、可预测。

一个与自己思维、性格、喜好相似的孩子，掌权后更可能延续自己的路线，不会推翻父亲的遗产。

而不相似的孩子，往往意味着未知和威胁。

在精神分析视角下，孩子是父母对抗死亡焦虑的载体。

而男性权力者更甚。

他们的事业、帝国、王朝都是“自我”的延伸，继承人必须像自己，才能确保“我”在死后继续存在。

那母亲呢？

母亲偏爱什么样的孩子？

母亲偏好的维度与男性截然不同。

她们更看重孩子的“需求程度”和“情感回馈能力”。

偏爱“最需要我”和“最能让我感受到被爱”的孩子。

偏爱“最脆弱的”孩子，是因为母亲的照料本能驱动的“补偿性偏爱”。

由于女性一生能生育的孩子数量，远少于男性，且在生育和育儿中投入了巨大的生理成本，怀孕、哺乳、照料……因此每个孩子都很珍贵。

在这种逻辑下，女性时间、精力、情感会不自觉地向最脆弱的孩子倾斜。

母亲还常常偏爱那个最会表达爱、最黏人、最能提供情感回馈的孩子。

这是依恋理论中的双向调节机制。

母婴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双向调节系统。婴儿的哭、笑、注视、依偎，都会激活母亲大脑中的奖赏回路，释放多巴胺。

那些更善于发出社交信号的婴儿，会得到母亲更多的积极回应，进而形成更紧密的依恋关系。

还有一些母亲，会偏爱“像父亲”的孩子，因为这会增加父亲对该孩子的投资意愿。

父亲更容易被“长得像自己”的孩子吸引，母亲则通过强化这种相似性，来稳固伴侣关系，巩固父亲对孩子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从而提高整个后代的生存资源。

相似，是父权的镜像；需求，是母性的回声。

孩子终其一生，不过是在父母的目光里，找到自己被需要的形状。

旨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双减”政策于2021年出台，落地的这五年间，虽然“严控学科类培训，规范非学科类培训”之类的政策信号不断释出，但现实却远比政策文本复杂。

笔者2026年初在对中部地区某县的实地调研中发现，当地教培市场呈现出一种“衰而不竭”的独特态势。尽管自2021年起当地学科类培训机构已从33家锐减至6家，但一个“看不见的市场”却在悄然生长。

一、“看得见的市场”：规范化与萎缩并存

该县户籍人口不到40万人，常住人口约为20万人，其中一半都集中在县城。学龄人口近70%在县城就读。换言之，当地人口及生源主要集中在县城，这也促使教培机构主要在县城开办和发展。

据当地教育部门统计，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从2021年之前的33家下降为当前的6家，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则从40多家降为当前的30家。这一数据变化，直观反映了政策对教培行业的冲击力度。

资料图：新华社

在政策执行层面，当地采取了“四管齐下”的管理方式：

一是规范办学条件，场地必须达标，尤其是消防安全，许多机构因办学条件不达标、整改不到位，最终无法拿证。

二是规范收费标准与缴费方式，使培训机构收费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时限制不良竞争以及因机构跑路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事件。当地政府还尝试借助App让家长网上购课付款，以保障资金安全。但培训机构在线下常以各种优惠引导家长直接付款，因此执行中仍存在不足。

三是规定校外培训机构的上课时间：学科类培训机构上课时间不得超过工作日晚8点，非学科类只能在周末进行。

四是对教师师资提出要求，必须具备教资、提供无犯罪证明，且一年一查，需自行到当地派出所查询并提交至平台。

以当地知名的教培机构“S”为例，该机构自2009年在县城开办以来已换过3次地点，最近一次更换场地正是由于县教育局教培股的管理要求。场地更换后，面积更大，消防通道等更为规范，场地也更明亮，但租金成本随之上升，地理位置相对更偏。该机构管理者在调研中表示，规范化管理带来了经营成本的上升，尤其是房租和水电费用上涨明显。往往只有像自己这样经营时间长、在当地有一定口碑的培训机构才能承受得住。

当然，教培市场的萎缩并不仅仅源于政策影响，疫情导致整体经济下滑、家庭收入水平下降，从而限制了部分家庭的支付能力，这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教培市场的规范化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当地教培股工作人员坦言，目前减负工作仍存在许多令人头疼的地方。而这种“头疼”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2024年底学而思遭重罚没收百万学费案例表明，即便是行业头部机构，也在不断试探政策边界。

二、“看不见的市场”：监管真空下的暗流涌动

在政策执行影响下，教培市场纷纷做出相应调整，并产生变动与转化。总结而言，包含以下几个转变方向：

一是由学科类转向非学科类，生存空间相对更大，当地有十家机构完成了转化；

二是不断规范化，以符合政策要求；

三是无法适应变化后的市场环境，最终退出市场，这在当地占主导因素——场地不达标就不能续证，且2021年后对学科类教培机构也不再颁发新证；

四是转入地下，成为“看不见的市场”。

而这个“看不见的市场”，隐藏在监管的缝隙中，呈现出多种新形态：

其一，AI自习室、托管机构等新业态，这也是当地目前感到较为头痛的一种类型。

这些机构打着“自习”“托管”的旗号，实则进行学科类辅导。教育局目前对其尚无明确的执法权力，而市监局对符合条件的机构即发放营业执照，这些机构处于“有照无证”的灰色地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业态正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式增长。据媒体报道，AI自习室数量从2023年的1320家激增至2024年8月的2.8万家，并且从一二线城市加速向下沉市场渗透。

AI自习室模式看似只涉及教学智能硬件和软件，但本质上仍具教培属性，从业者必须具备相关教育资质，且同样应接受监管。而托管机构往往并不配合，认为自己不归教育局管理。对此，教育局工作人员也表示很苦恼。

AI自习室内部图源：央视新闻

其二，家教家养。

在职教师违规开展有偿补课及托管学生，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这种“一对一”或“小班化”的模式更难被发现和查处。目前当地采取的办法是让每位在职教师都签订“双减”承诺书。

其三，机构“隐身”，潜入地下，成为黑机构。

教培股工作人员提到，以前教培机构的Logo都做得特别大，识别度高，便于打广告，但现在基本都没有Logo了，难以识别。而且选址也很隐蔽，有些藏在居民楼里，给管理带来极大难度。

访谈中教培股工作人员提及，部门曾有一次在小区蹲点摸查地下培训，原本想以背书包的孩子为线索，结果发现小孩很聪明，说自己是回家而不是上培训班，家长会教孩子如何应对。而且居民楼里孩子背书包也很正常，监管难度很大。有时接到群众举报，上门却没有执法权，只能去敲门，别人从后门跑了，根本抓不住。

这些黑机构为了躲避检查，往往选择非常隐蔽的场所，有的甚至选在废弃楼房补课，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当地教育管理部门也尝试过网格化排查，但效果不佳。

更值得关注的是，联合执法效果不佳。公安对于查到的补习机构极少直接查封，导致监管链条在执行端断裂。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一个“看不见的市场”——它隐藏更深、更混乱，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三、需求刚性：教培市场“衰而不竭”的根本原因

教培市场作为供给端，为何“衰而不竭”？核心在于家庭教育需求的刚性存在。

教育竞争将众多家长卷入，已成为不争事实。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待即便不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希望子女将来有个好出路，这在当下就转化为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至少能上大学。尤其是进城读书的家庭，更是对教育有追求和期待。因此面对中考“五五分流”，家长普遍存在焦虑。这是他们对学科类教培机构最根本的需求所在。尤其初中阶段，对校外辅导的需求度更高。

而除了与知识教育相关的培优或补差需求，还有一部分家长存在时间托管以及素质教育的需求（尤其是当家长认为自家孩子“不是读书的料”时，对孩子身心健康的要求便排在首位），而这些学校教育目前也无法完全供给和满足。访谈中有家长表示，小孩上小学快三年了，竟然一节音乐课都没上过，简直难以想象。而对于家长的需求，市场必然会做出反应，或者说必然会有市场对其承接，这正是教培市场“衰而不竭”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非学科类教培机构尤其是体能类，能够很好地承接家长的这类需求，因此当地家长在报班时都会让孩子上一门体能类课程。许多家长也希望借此帮助孩子培养社交能力、激发兴趣、提升素质，并给孩子创造特长的可能性。这也解释了为何非学科类培训在“双减”后依然保持活力。

学生们在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参加乒乓球培训。资料图：新华社

四、管理困境：政策目标与执行现实的落差

从教育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执行“双减”政策的目标是明确的：一是给教育竞争降温，避免教育被资本裹挟，给家庭造成极大的教育负担；二是进一步规范教培市场，保障资金安全和人身安全，减少不稳定因素；三是减轻儿童教育负担，促进其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然而，对基层教育管理部门而言，进行教培管理的动力主要来自保障社会稳定以及上级考核压力。并且由于科室只有3人，其中一人还是借调而来，人手严重不足，这导致管理方式更多是被动应对，即通过家长举报实现外部监督为主，主动明察暗访进行监督管理为辅。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部门之间的协调。比如教育局与市监局之间的权力配合不畅，以新形式出现的教培机构利用政策漏洞躲避监管，各种隐藏手段层出不穷。这些监管真空地带，正是“看不见的市场”得以生存的空间。

五、深层思考：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就是教育减负吗？

理解教培市场在“双减”和疫情影响下的变化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就是教育减负吗？

教育减负包含双重含义：一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二是减轻家长校外培训负担。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对于减轻家长校外培训负担有一定作用，尤其是对被动跟随补课的家庭而言。但对于第一点，则并不一定——在没有改变评价体系的前提下，学生课业负担只会以其他方式出现。

在当前的职称晋升体系下，教师必须向学生要成绩，这导致教师会看重学生成绩，并以“抓紧时间”的题海战术对学生进行训练。尤其是在教育资源不丰富、家庭教育能力有限的地方，学校教师作为教育主力更是狠抓教育成绩。这意味着学生课业负担同样来自校内，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无法对其起根本作用。

当然，相对而言，校内竞争更为有序，也更受管控；校外培训机构竞争更为无序，更需要加以管理。但问题核心还在于家长确实存在需求，这必然会催生出供给主体。当前的关键，更多在于如何使供给主体更加规范、更为安全和合理，避免在高压下导致“看不见的市场”变得庞大，造成更大隐患。

值得欣慰的是，政策层面已经开始回应这些深层次问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意味着减负不再是简单的“堵”，而是要与提升校内教育质量相结合。2025年多地探索中考改革，弱化“一考定终身”的分流压力，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

教培市场当前向“看不见的市场”转变，折射的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层困境。唯有从根源上缓解教育焦虑，“双减”才能真正实现其政策初衷。

日常经常打顺风车的人会在网上吐槽，说司机不愿意出高速费，让乘客们平摊，体验很差，顺风车这个模式是不是不行。

不不不，顺风车这个模式没问题，但前提得是你打到的是顺风车。

这些要求乘客出高速费的往往不是真顺风车，而是披着顺风车外衣的黑车。

很遗憾，你打到盗版了。

这东西应该叫逆风车。

遇到逆风车可不就逆风了么。

现在的网约车行业很规范了，要办证，要各种各样的监控。

这就导致很多黑车混不下去了，但人家还是要接单，于是就开始伪装成各种顺风车。

当然严格来说，他们一直都在，有时候在群里接单，有时候在小程序接单，有时候在APP接单，但都是一回事儿。

无证跑车。

既然都要接单了，那就是盈利目的，那给你出了高速费不是少盈利了么，那人家出来无证跑黑车图啥。

又不是车瘾犯了。

那么问题来了，要如何界定是不是真正的顺风车？

很简单，区分是否是真顺风车就一个标准，如果没有你这个单子，他那天那个时间是否还要出行，是否这个高速费自己也得出？

真正的顺风车车主不在乎谁出高速费的，因为就算没你他也得出行，也得出高速费。

你这个单子，不影响他们本来就要有这个行程，这本来就是他必然做出的行为。

所以1块2块5块10块100块都是纯赚，因为他不是赚钱逻辑，而是降本逻辑。

这是真正的顺风。

除此之外，那只能叫逆风车。

对真正的顺风车司机而言，他无所谓你的钱，但一定要求顺路，因为他自己也有一堆事儿呢没工夫照顾你多余的路线请求。

他本来就是自己要去别的地方有事儿的。

你本质只是他顺路带的货，如果不顺路，你就不该存在在车上。

至于什么服务，时限，帮忙搬东西之类的，不存在的。

你一个货哪里来的那么多事儿？又不赚你的钱，你废话真多。

由于人家不是干这个的，不靠这个挣钱，你稍微多废话几句他就取消订单了，因为甚至怕你脏了他的车。

而反过来，如果一个司机彬彬有礼，对你的需求都尽可能满足，把自己放在乙方立场上提供服务和情绪价值。

除非这是一个第一天开顺风车的还没被奇葩顾客折腾过的新手，不然大概率这不是一个顺风车，是无证营运的黑车。

因为对方真的靠这个赚钱，甚至要发展加你微信，以后可以群里直接拉你不用再给平台交钱。

所以要服务你。

这个就是逆向筛选。

这个就是，逆风车。

这时候，魔幻的就来了。

如果你打到的是真顺风车，那司机不会惯着你，随时会取消你，因为人家自己也要赶着着急。

但对应的好处是钱上面不会有太多分歧，大不了就不拉你，不对脾气自己开走就可以。

如果你打到的是逆风车，那司机会很容易照顾你，但钱上面必然要爆你金币，这点高速费，就是盈利的核心，因为不然人家根本不会开车到这里。

而现状是，大部分消费者，其实接受了逆风车的设定。

这就是，世界的魔幻。

高铁时代，人工运河又火了。

01

世纪运河，要来了。

日前，继全线通水之后，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部完成，离今年9月通航只有一步之遥。

这条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的人工运河，总投资超过700亿元，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人工运河”。

广西之所以斥重资打造人工运河，是因为长期深陷“广西货物绕行珠三角出海”的尴尬。

作为全国14个沿海省份之一，广西水网密布，更坐拥全国十大港口之一的北部湾港。

港口离首府南宁只有100多公里，但南宁等地的货物，却没法由此出海。

原因不复杂，南宁与北部湾之间，横亘着崇山峻岭，但与珠三角却通过西江连通，而西江-珠江则是全国第二大黄金航道。

这就带来一个吊诡局面：绕行800多公里借道广州港出海，成本比陆运一两百公里到北部湾还要低。

海洋及水运优势如此之大，广西却活成了“内陆省份”，人工运河的迫切性可见一斑。

过去几年，各大省份纷纷提出人工运河规划，广西为何先行一步？

在一众运河中，平陆运河投资规模最低，但也高达700亿，不是广西一省所能承担。

所幸的是，大西南地区迎来两大国家战略的加持，一个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一个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西部陆海新通道，起于川渝，经贵州向云南、广西一路而过，通达世界各地，让运河价值不再局限一省一地。

中国与东盟关系日益紧密，让广西不再是偏居一隅的边陲之地，而是连通东盟的桥头堡，南宁地位随之而重塑。

这些因素的合力，加之国家投资背书，广西得以在大基建热潮尚未完全退去之前抢得先机。

运河建设不难，难的是如何将通道经济转化为枢纽经济乃至产业经济。

对此，广西十五五规划提出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剑指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新纽带。

借助人工运河“逆天改命”，广西的机会来了。

02

广西先行一步，江西湖南坐不住了。

前几年，坊间有三大世纪运河之说，除了平陆运河，还有浙赣粤运河、湘桂运河。

日前发布的江西“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推进浙赣粤运河前期研究。

浙赣粤连通浙江、江西、广东，串联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有望为江西再造水运新通道，但总投资或超3000亿元。

耐人寻味的是，在去年底的规划建议中，相关提法还是“推进浙赣粤运河前期工作，积极争取早日开工建设”。

更有意思的是，运河涉及三个省份，但广东、浙江的十五五规划里，均未提及只言。

无独有偶，湖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研究论证湘桂运河。

湘桂运河连通湖南与广西，同样串联长江、珠江水系，为湖南在长江通道外再造新的出海口，总投资或达1500亿元。

要知道，全国两会上，湖南省代表团曾先后两年将湘桂运河写入全团建议，呼吁纳入国家规划，展现志在必得之心。

然而，国家“十五五”规划擘画109项重点工程，23项与基建有关，并未出现“人工运河”字眼。

今年起，国家层面推进水网、算力网、新型电力网等“六张网”建设，被视为新一轮大基建转向的信号，但没有人工运河相关部署。

对于各自省份来说，两条运河举足轻重，被寄予重塑区域竞争格局、再造新增长极的厚望。

自身最为受益，但财力难以支撑，亟待寻求国家层面的支持。

但从“前期研究”、“研究论证”等前缀不难看出，两大运河短期落地可能性都不大，有待继续竞逐博弈。

03

拼命建运河，为何突然放缓了？

前几年，“拼命建运河”的说法不胫而走，各地规划总投资高达万亿元，给人以万亿大基建的无限遐想。

然而，几年过去，万亿级的西藏雅下水电站开工，4000亿级的新藏铁路落地，为何人工运河依旧道阻且长？

任何一项超级工程，都必须考虑三大命题：

经济上的性价比，技术上的可行性，战略上的必要性。

无论雅下水电站还是新藏铁路，战略意义都是第一位的，而浙赣粤运河、湘桂运河并没有如此大的优先级和迫切性。

更大的问题在于经济性价比。

人工运河动辄投资上千亿乃至数千亿，在大基建时代或许还有可能，但在财政过紧日子的当下，约束越来越多。

没错，水运性价比很高，成本只是铁路的1/2、公路的1/5、航空的1/20，适合煤炭、矿石、粮食、水泥等大宗货物运输。

然而，且不说大基建与房地产双双触顶，大宗散货运输需求可能萎缩，单凭通行收益，人工运河恐怕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都难以回本。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有专家测算，赣粤运河按1亿吨年运输量满打满算，每年也就产生50亿通行收入，相比数千亿投资，可谓九牛一毛。

因此，要想推动人工运河，在经济账之外必须引入产业账、社会账、战略账。

即运河能否带动产业集聚，能否产生更高的综合社会效益，能否强化战略上的价值。

平陆运河给出一个理由，浙赣粤与湘桂运河，还在等那个理由。

江南+布衣，本可以是一个绝妙的东方美学符号。

“江南”是小桥流水、烟雨朦胧的诗意；“布衣”是平民百姓最朴素、最日常的穿着。当江南遇到布衣，一幅清致淡雅、温润如玉的中国水墨画仿佛跃然纸上。

作为第一家设计师品牌服装上市公司，在产品和经营上，这家企业实际上与人们预期中的那个江南布衣都并不太一样。在价格定位和审美取向方面，它既不江南，也不布衣，甚至不太中国。

它的目标客户群算不上工薪阶层平民百姓，而是那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都市中产。它的设计风格与传统的东方美学关系不大，甚至一度沉迷于西方的暗黑文化和哥特美学，以至于多次触碰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并不夸张地说，江南布衣是中国服饰界的一个神奇存在，其“去中国化”的审美、文化乃至于政治取向，为其扩展出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市场空间，获得了高毛利、高会员黏性，俨然成为了某种“圈层生意”。

这远比人们想象中“一件衣服”的生意复杂得多。

本文是来自《巨潮WAVE》内容团队的深度价值文章，欢迎您多平台关注。

非布衣

1994年，已经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李琳，为了满足自己“任性”的穿衣需求，在杭州租下了一个小小的店面，开始卖从广州批发市场淘来的衣服，也自己动手设计制作一些款式。

后来李琳的生意越来越好。其弟李明给这些衣服取了“江南布衣”的名字。到1997年，李琳和丈夫吴健创立了杭州江南布衣服饰有限公司。

李琳在其中担任首席创意官的角色，负责所有产品的设计与风格把控。

“布衣”本意指粗布衣服，是古代平民百姓最普通、最廉价的衣物。《盐铁论·散不足》中说：“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

然而，今天的江南布衣，已经与“布衣”本意相去甚远。

打开其官方旗舰店，会发现产品价位大多在千元上下：一件普通纯棉T恤售价500-800元，一条连衣裙动辄2000元上下，售价突破三四千元大关的衣物也相当常见。

这样的价格定位，早已不是普通工薪阶层的消费水平，而是妥妥的中高端时尚品牌定位。

多年以来，江南布衣的毛利率一直居高不下，在整个中国服装产业都属于当仁不让的第一梯队。

财报数据显示，2024财年江南布衣的毛利率为65.9%，2025财年为65.6%，2026财年中期更是进一步提升至66.5%。

高毛利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2026上半财年，江南布衣实现收入33.76亿元，同比增长7.0%。净利润同比增长11.9%至6.76亿元，净利率由19.1%提升至20.0%。

作为对比，Choice金融终端数据显示，2025年度A股非运动服装类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中位值仅为45.42%，销售净利率中位值仅为4.24%。如果江南布衣在A股，其毛利率可以排进行业前十，净利率更是可以进入行业前二。

这样的盈利能力，在实体经济——尤其是服装行业普遍艰难的今天，无疑相当令人羡慕。

可以看出，“布衣”早已只是江南布衣一个傲娇的自谦，一个大获成功的营销符号。

除了与“布衣”所代表的朴素和平民化毫不搭边，江南布衣和“江南”所代表乡土、亲缘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已经相去甚远。

不江南

“江南”本是一个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词汇。然而，江南布衣的设计风格几乎已经与这种传统的江南意象失去了所有关联，还处处渗透着浓浓的西方暗黑色彩。

打开公司现阶段的官网首页，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消瘦冷峻、性别不明显的黑衣外籍模特，与东方美学关系不大。

从早期的森女系、文艺风，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解构主义、暗黑系、哥特风，江南布衣的设计语言越来越西化，甚至是越来越极端。

企业选择何种设计风格，是否和企业名称相匹配，是经营主体的自由选择，本无太多令人指摘之处。但江南布衣的问题在于，其个性和抽象的设计风格并非毫无章法，而是一种大众承受度边缘横跳的系统性试探。

其中最显著的问题暴露在2021年9月，有网友爆料江南布衣旗下童装品牌jnby by JNBY的衬衣上，印有疑似车裂、万剑穿心等酷刑的图案，以及撒旦骷髅头和一个伸手触碰女性私密部位的形象。衣服上甚至印上了“Welcome to hell（欢迎来到地狱）”和“Let me touch you（让我抚摸你）”之类的英文标语。

这些图案和文字出现在面向3-12岁儿童的服装上显然有问题，引发了家长们的强烈不满。

但当时事件仅过了半年多，有消费者发现，该品牌的一款女童连衣裙上印有一个小孩跌倒、四肢扭曲的图案，旁边的配文是“I am scared,I hope they stop（我很害怕，我希望他们停下来）”。另有商品印有鬼脸、小鬼等诡异图案，甚至还有疑似罂粟果实的图案。

连续两次事件将江南布衣推上风口浪尖。2022年5月31日，杭州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对江南布衣进行现场检查，责令509件问题童装下架。

但更加复杂的情况在于，江南布衣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产品设计。

2022年5月，江南布衣官方网站的地图中，中国地图界线表示不完整，“台湾岛、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均无法看清，已有界线上也存在漏绘阿克赛钦、藏南地区的问题”。

甚至可以发现，该地图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及中国海南的陆地颜色与海洋颜色一致，都设为黑色，而其他国家的陆地则为橙色（地图属于政治敏感内容，本文不便展示，读者可自行搜索）。

对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江南布衣处以了80万元的罚款。

从产品设计中的西方暗黑符号，到官方网站上并不完整乃至于刻意抹除的中国版图。一个以“江南”命名、诞生于中国杭州、主要市场也在中国的品牌，其态度和做法已经完全超出了商业活动本身。

圈层化

要理解江南布衣为何会屡屡试探道德与法律的底线，仅仅用常规的商业分析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剖析其独特的商业模式和公司治理结构。江南布衣其实不是个走开店或者经销商路数的普通服饰品牌，而是一家依靠特定会员群体销售所驱动的“圈层生意”。

财报数据显示，去年江南布衣活跃会员账户数逾59万个，会员贡献零售额占零售总额逾80%；年度购买总额超过5000元的高价值会员账户数逾34万个，这些会员贡献的零售额达到49亿元，占线下渠道零售总额的六成以上。

这意味着，对于江南布衣来说，它不需要讨好所有消费者，只需要服务好这一小部分忠实的核心客户，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

这种高度依赖核心会员的模式，构成了江南布衣极具深度的经营逻辑：它将服装从一种普通的消费品运营，变成了精准服务一个特定审美观念、特定价值观圈层的“意识形态”生意。

通过产品和企业文化，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勾勒出这个圈层消费者的共同特征：大多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追求个性和小众审美，渴望通过独特品位来实现身份认同，但似乎具有某种特定的政治倾向。

江南布衣高度设计化的产品，恰巧满足了这些用户群体的需求，也因此可以积累足够高的品牌忠诚度。同时，江南布衣也不断推出更加个性化甚至是文化、政治出格的设计，来不断迎合、筛选这些追求“小众”“暗黑美学”的特定圈层。

企业运营体系和产品服务于小众圈层，本就相当常见。在消费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每个品牌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体，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审美主张。

但问题在于，品牌不能为了强化圈层壁垒、满足用户需要，而不断试探道德与法律的边界。

江南布衣的设计师和核心消费者，可能认为某种“高级艺术”或“先锋文化”是值得探索和追求的，但是在普通大众和监管部门看来，这些图案尤其是出现在童装上的图案，只能是挑战公序良俗的“儿童邪典”。

写在最后

令人惊讶的是，江南布衣每年要推出约4000款新品，但到了去年其设计师团队也仅有70余人。

如此小量的设计师团队，却要支撑起一个年销售额超过55亿元的盘子，是否会有设计师因为高强度工作的压力而导致情绪崩溃，产生极端思想，也有待更多信息源的补充。

另外，江南布衣2016年在港交所上市前的招股书显示，创始人李琳和吴健夫妇在上市前已放弃中国籍，成为英联邦国之一的圣基茨和尼维斯公民。

当品牌的灵魂人物早已在文化层面选择“去中国化”，其品牌服饰，经过精心设计的服装产品，却仍然以中国作为几乎唯一的收入和利润来源。

最近代码能力爆棚。当着朋友面搓了一个系统雏形，享受惊掉下巴的崇拜；更新了新质生产力输入法，Vibe Coding上瘾不能自拔。在硅谷被码农碾压多年，终于享受到了文科生用嘴写代码的快乐。

在做三款产品，一个叫追随霸总日子（初代用时1分34秒）的游戏，一个叫Garnett.ai的OPC平台，还有一个优质中文转英文的自动化分发工具。

是的，我一个30多年没写过一行代码的人，在用嘴，同时让AI给我写三款产品。

欢迎来到AI Native的世界。

当东方的无产阶级在享受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红利，质朴的文科生在感受技能进化的快乐时，发明史上最强生产力工具的硅谷在做什么呢？

在买算力，在扩基建，在拥抱未来，打造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大模型叙事，

和裁员。

裁员

5月14日晚，思科股价暴涨超15%，市值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上次这么个涨法还是16年前。

16年前的思科如日中天，从交换机到通讯设备，从网络通信到C端产品，风头一时无两，可类比为美国小华为。不，华为在那个时候都要看思科脸色，左一个国家安全右一个国之重器，牢牢将同类业务锁死在国门之外。

接下来的16年，思科在海外被杀的节节败退。中国工程师以1/3的价格和200%的服务，先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卷出天际，然后逐渐渗透老牌资本主义势力范围。思科一个不留神，传统业务式微，还没太赶上移动互联网和AI，一直不温不火，成了硅谷知名养老院。

直到思科近年拿到数据中心订单，抓住美国新基建和四万亿的机会，才终于东方风来满眼春。

“股票大涨是数据中心客户订单的加速，公司重组计划也在进一步提升市场位置。2026财年来自最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的订单将达到90亿美元，高于此前50亿的目标。”

和英特尔一样，思科也是一个乘着AI东风和美国版四万亿订单的老树开花叙事。

普大喜奔下，思科决心走独立自主的AI道路，于是计划裁员——

约4000人。

思科不是唯一一家一边形势大好一边裁员的公司。最新季度收入增长12%的领英，也计划裁员5%。更抽象的是，Block（Square）宣布裁员4000人后股价非但没下跌，还涨了25%。

此外，不论形势好坏，计划裁员的还有2025年宣布总计划3万人的亚马逊，以及甲骨文、Salesforce、PayPal、Snap、Meta等各个领域的一哥二哥们，微软更是推出史无前例的买断计划，维系帝国的最后一丝体面。

第三方数据显示，2026年截至目前已有309次科技公司裁员，影响135,724人，平均每天约1,013人。4月，AI在裁员原因中占比达26%，排名第一。

裁员，是人类选择通往AI Native的道路。

一方面，科技公司在大刀阔斧的裁员。另一方面，以Meta和亚马逊为首的科技公司在大张旗鼓的鼓励AI。他们见到了指数级增长的生产力提升，因此不但提供充足token，还实时检测员工消耗量，甚至有传言说要将其计入年终考核。

多么残酷，你疯狂使用最终可能替代你的生产工具，只希望那个时点到的慢一点，再慢一点。

前日硅谷朋友说，美国都在担心被AI取代，中国在为Oppo的两个妈妈讨论社会哲学，人世间的热点真是不尽相同。

基建

人被裁了，钱去哪了？

去了海力士们。

2023年，经历了史上最惨烈半导体寒冬的SK海力士不得不取消员工年终奖，2025年协议10%利润进行无上限的奖金分红。仅仅一年，它就因约300万RMB的人均奖金测算成为资本主义的楷模，韩国国运的希望。

由于数字过于逆天，海力士工服一时化身最强脱单战袍，兄弟们相亲都要先装三星工友考察对方。韩国为此造了个新词——海医齿韩，海力士力压医学院、牙医学院、韩医学院成为广受韩国丈母娘们喜闻乐见的亲女婿人选。

隔壁的老牌资本主义财阀三星的同事们，流下了羡慕嫉妒恨的泪水，啊不，口水。

然后转头罢工，发扬国际共运精神，与资本家们开展了同工同酬大是大非的谈判。

三星员工争的，海力士翻身靠的，都是一个叫HBM的内存芯片。

GPU要处理大模型训练推理，需要用HBM极速读取海量数据，不然算力就严重受限。海力士较早投入相关领域，英伟达下一代平台所需HBM4中，SK海力士预计拿下近70%的份额。2026年一季度，公司利润同比增长406%，市值一度逼近1万亿美元。

相应的，钱也去了英伟达。财报显示，英伟达2026四季度收入681亿美元，同比增长73%；其中数据中心收入623亿美元，同比增长75%；全年收入2159亿美元，同比增长65%。

2022年，英伟达收入还是269亿美金，市值3600多亿。AI大跃进的到来，2026年收入已经暴涨到2000多亿美金，市值逆天，一度成为史上第一家突破5.5万亿美元的公司。

英伟达只是AI基础设施的代表。2025年单是谷歌、亚马逊、Meta和微软的AI基建投入就达到了4100亿美金。数字在2026将是恐怖的6500亿。仅仅上文提到要砍去3万人的亚马逊，2026年资本开支预算2000亿。

钱去了存储芯片，钱去了AI GPU，钱去了数据中心，钱去了能源电力。

拥抱AI的成本是，市场相信同样的钱应该买GPU、模型和基建，而不是人。

基建，也是人类选择通往AI Native的道路。

升维

坐标拉回2026，当我在山清水秀的顺德用嘴写代码时，硅谷正一边拥抱新质生产力一边大刀阔斧地裁员。从大型机房到个人电脑，从互联网应用到智能硬件，多年构筑的代码壁垒被打破，AI以最快的速度革命每一个行业。

关于革命，市场有两个认知。平权派坚信认知堡垒在坍塌，专业壁垒将被打破，人类重新来到新起跑线，一起仰望未知的曙光。效率派相信工具的力量，给一个十倍生产力的精英自动化核弹头，能产生百倍千倍的能量。

那跟不上起跑线的人呢？被自动化核弹头取代的人呢？

他们曾是宠儿是榜样，是天之骄子，是家里的顶梁柱，是个人奋斗与时代进程的完美诠释。他们或多或少参与了革命，也成为了被革命的对象。

Anthropic CEO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高增长和高失业，会同时到来。

郝景芳说，现在其实就是AI折叠。蓝领可能会受政策保护，白领则不然。硬件替代会慢，但开始就无法回头。把前台从人换成机器，影响是空前的，比《北京折叠》的数字要更夸张。

五源资本合伙人孟醒写，“如果AI接管了大部分生产，人不再是经济运转的必要参与者，那过去所有关于“你贡献了多少、你该分多少”的社会契约就全失效了。剩下的只有一个极简的权力结构：谁控制了GPU和电力，谁就控制了一切。阶层不是被拉开了，是被压扁了：一边是极少数人，另一边是所有其他人。”

尼采说，人类根本就是不平等的，况且，他们也不应该是平等的。

人类选择了通往AI Native的道路。这条道路无限光明，也充满荆棘，人世间的悲欢不尽相同，这也是面壁人计划的一部分。

我在去年回硅谷的文章中写，历史上最大估值，国运级别的发力，创新者眼中的熊熊火焰，科技巨头的躬身入局，故事在造富中诞生，新潮暗流涌动。

那时没想到，时代的一粒沙，人生的一座山。通往AI Native的道路上，大家在付出怎么样的努力。

承认不平等，不代表选择不平等，更不代表选择接受和放弃。

我们只能选择升维，这也是人类选择通往AI Native的道路。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尾声

所以，如果被裁员了，如果没有目标了，如果迷失方向了，请不要心急。与未来的宏大相比，现在的痛苦，也只是时代注脚的过眼云烟，只要不下牌桌，窗口就永远不会关闭。

只要相信，我们就永远有机会，永远年轻，永远不是草台班子，永远是创业者。

人可以像雄狮，用多数时间打盹，一出手就是雷霆万钧；也可以旁观，但成为伟大洪流的一部分；还可以思考，在轰轰烈烈革命中的价值与意义。

启蒙时代，人类用理性、科学、批判颠覆了神权，赖以维系的价值体系逐渐坍塌。我们需要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生活，在虚无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价值，如果人生必须无限循环，你是否还爱这样的生命？

查拉图斯特拉的灵魂在世间咆哮。

是的，只有少数的人，可以放弃一切幻想，把命运当做礼物，凭借双手去创造价值，拥抱荒诞与虚无，对抗平庸与蒙昧。

让我们更追求本质，让我们更追求本真，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成为自己，让我们超越自己。

我们是自己的主人，不是时代的奴隶。

中年危机，有两个特征。

一是年轻时一手创下的东西，时间久了反而把自己套住了。过去越成功，现在想转身就越难。二是在最熟悉的地方开始使不上劲，就去别的地方找补，还是想找回那种有人需要自己、有人认可自己的感觉。

品牌也会有中年危机。2017年成立的霸王茶姬，两条都中。

2025年4月霸王茶姬上市，开盘一度冲至41.8美元，市值触及75亿美元。如今每股只剩9.84美元，市值仅为18.77亿美元，缩水超7成。

茶饮赛道在资本市场普遍承压，但同期上市的蜜雪冰城和古茗凭借极致供应链稳住了阵脚，一个规模大、成本碾压，另一个效率高、产品迭代快。霸王茶姬两头不靠。

#01

亏惨了的加盟商

高健是霸王茶姬的督导，最近大半年巡店下来，感受只有一个：多数门店，要么悄悄关店退场，要么半死不活地耗着。

他在霸王茶姬干了好几年，见过品牌最红火的时候。巅峰期，他管辖的片区里，业绩拔尖的门店单店月净利润能冲到五十多万，短短几个月就能完全回本。

现在呢？月利润能剩个几万块，就算优质门店了。

“赚的不多，有几千块一个月的，也有一两万一个月的。关了可惜，开着又没啥用。”

2023至2024年，霸王茶姬的“超级单品+高坪效+高回本”模型是茶饮界的神话。40到60万的初期投入，平均回本周期仅5.5个月。

加盟名额曾一位难求，灰色市场里的插队资格被炒到70万元一个。单店落地成本从最初的30万，一路飙涨到百万以上。

图|县城霸王茶姬，多个店员出餐

然后，狂欢结束了。

财报显示，霸王茶姬大中华区单店月均GMV，从2023年四季度的57.4万元，连续八个季度下滑至2025年四季度的33.74万元，缩水超四成。2025年三、四季度，同店GMV同比分别下降27.9%和25.5%。

加盟商的处境，比数字更难看。多位加盟商反映回本周期已拉长至18至24个月，核心商圈有的超过28个月，甚至遥遥无期。

据报道，有基金管理人开了14家店，单店初始投入170万，最晚开的那家经营7个月亏了200万，最终以开店成本三四折出手，总亏损约400万。有FA从业者间接投了五十多家店，2025年四季度起“很多门店已经不赚钱，租金高的亏几万，最夸张的还有十几万”。

大单品神话破灭，新品迭代迟缓，门店无序加密持续分流。曾经挤破头抢名额的加盟商，如今或黯然离场，或在亏损泥潭里苦撑。

CEO张俊杰在业绩电话会上罕见道歉：“我们低估了霸王茶姬作为一个大公司，在组织调整上的复杂性和时效性。2025年的市场内卷超出预期，我们也确实低估了外卖平台价格大战对线下的冲击，茶姬在2025年基本耽误了半年的时间。”

总部不得不让步。2025年年中，霸王茶姬在一线城市启动加盟店回收计划，将一批早年布局的门店收归直营。回收价普遍给到初始成本的三四折。

这也让直营门店数量从2024年末的169家，激增至2025年末的615家，增幅超过260%。

同年11月，品牌彻底重构与加盟商的合作规则，从靠卖原料赚差价的“供应链模式”，转向按GMV抽取固定比例的“抽成模式”。原料大幅让利，折扣活动由品牌兜底。

COO尹登峰在电话会上解释这次转变，用了一句话：“只有加盟商赚钱，公司才能赚钱。”

2026年，霸王茶姬国内计划新增门店约300家。这个数字，是2023至2024年扩张速度的零头。它现在想做的，不是把盘子做大，而是先把盘子稳住。

仅仅调整合作模式，只能治标。更深的病灶，是单店模型的持续性衰退。

#02

单店模型持续性衰退

中年危机，大多来源于年轻时候埋的雷。

市场上津津乐道的故事是：2021年，张俊杰做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很冒险的决定，即把菜单上的水果茶几乎全砍掉，只做轻乳茶。这是茶颜悦色已经验证过的品类，只需要茶、奶、基底乳、糖浆，四种原料。

但张俊杰搭建了一套自己的效率模型，它做得更轻，去掉奶盖、用原叶萃茶、把流程压到八秒出杯。所有产品都用同一台萃茶机、同一套配料系统、同一条动线。

一个新员工三天就能上手，一杯茶不会因为换了人就走样。这也是同行眼里，霸王茶姬店员标志性动作“按按钮、搅一搅”的由来。

大单品则是这套模型的另一面。2023年，伯牙绝弦年销2.3亿杯，创下新式茶饮单品销量历史纪录；2024年，这一单品贡献了总销售额的约45%。

效率模型加大单品，为霸王茶姬换来了极快的成长速度——从200家店扩张到6000家店，只用了三年。

但扩张的三年，也是行业供给触顶的三年。国内茶饮门店规模撑到40至50万家的物理上限，供给过剩，品牌之间的内卷随之加剧。商圈里茶饮扎堆，有时候自家门店互相分流，比外部竞争更凶。

茶饮品牌的竞争，也已经进化成了新品的战争。消费者对一杯茶的记忆窗口极短，品牌必须靠不断上新维持存在感。但霸王茶姬的上新频率，远低于其他品牌。2025年上半年，全国仅有4款新品上线。

理由是：“新品原材料要保证全国市场上线，需要考虑到供应链的稳定；部分市场新品的制作，会涉及到门店设备升级或更换；新品原材料成本高，都会直接影响门店成本结构。”

效率模型B面在这里显现——所有动线、出杯区、配料区，全部按“轻乳茶”这一个品类做规划。当初为了极致效率而高度定制的硬件系统，如今成了阻挡它进化的物理屏障。

同时，随着竞争的涌入，霸王茶姬的大单品也渐渐失灵。

2024年8月，瑞幸推出“轻轻茉莉”，定价9.9元，七天卖出1100万杯，一个月卖到4400万杯。古茗推出“云岭茉莉”，卖13元。茶百道、沪上阿姨、益禾堂、CoCo，几乎全世界都在做轻乳茶，价格普遍压在10元以下。

而在外卖大战下，轻乳茶价格也被打了下来。古茗鲜奶茶进入“9.9元时代”；茶百道云绒轻茶一度单杯7元。而坚持不做补贴的霸王茶姬，一杯中杯奶茶也要16元。

等到同行们用一茬又一茬的新品把蓝海挤成红海，它手里能打的牌已经不多了。霸王茶姬没法快速做出更复杂的产品，而消费者已经不愿意为“差不多的东西”支付溢价。

去年11月推出"伯牙绝弦"的迭代版“花香款”，12月又紧接着推出口味维度完全不同的全新系列“归云南”。

动作有了，但霸王茶姬依然被动——它还没有找到轻乳茶之外的第二个支点，也还没有验证出伯牙绝弦之后的第二个爆款逻辑。

#03

三板斧不解决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霸王茶姬做了三件事：去韩国，做Gelato，请胡先煦做代言人。三板斧打下去，陷入中年危机的它重新享受了一把被人排队、被人追捧的感觉。

代言人那招，是最熟的套路。

胡先煦官宣前，他已经多次被粉丝偶遇购买霸王茶姬，拍摄电视剧期间还自掏腰包请全剧组喝，被调侃“行走的代言人”。

品牌还结合代言做了一条文化叙事的线——胡先煦赴云南景迈山参与茶祖节祭典，体验采茶制茶，纪录片内容同步上线。茶、人、山野，打包成一个故事。

此次官宣后，全国门店同步铺设物料，主推单品“归云南·云焦卡美罗”被称为“胡先煦同款”，多地门店出现打卡排队。

比起产品驱动，霸王茶姬更像是营销驱动。声量制造，一气呵成。但声量不等于复购，为哥哥冲的业绩永远只是一时。

试图从门店端破局的，是Gelato。

五一期间，武康路旗舰店上线茶拉朵，分Gelato茶拉朵（纯意式冰淇淋）与Gelato茶云顶系列（冰淇淋茶饮）两类，基础款18元起。假期里，打卡的人把门口挤满了。

从品类逻辑看，冰淇淋与茶饮客群高度重叠，口味上也有共通性，霸王茶姬可以直接复用已有茶底，延伸并不算难。在现有门店增设冰淇淋，理论上能提升坪效与综合盈利能力，而且并不复杂。

但风险在于，霸王茶姬的Gelato可能不是增量销售，而是替代销售。消费者把一杯奶茶的预算换成了一个Gelato球，客单价也许微升，但交易笔数不见得会增加。对于已经在为坪效发愁的加盟商来说，这个账未必划算。

更关键的是，喜茶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喜拉朵”，但至今仍未进入常规菜单；霸王茶姬五一期间在上海试水Gelato，也仅限单店限定。要在全国门店铺开，意味着设备采购、水电、人手、动线的全面调整。

图|张元英直播中品尝霸王茶姬

真正可能撑起品牌未来叙事的，还是出海。

2026年4月30日，首尔江南、龙山、新村三家店同天开业，线上点单系统在开放5分钟内因订单激增而崩溃，首日排队峰值近五个小时。

这个画面在国内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在国内，霸王茶姬已经很久没有被这样排队过了。

海外市场，是霸王茶姬财报中最好看的部分。2025年，霸王茶姬海外GMV连续三个季度同比增长超75%。新加坡足月门店单季月均GMV达180万元，马来西亚单店单月最高超90万元，均远高于国内水平。

但同时，2025年全年海外GMV约10.85亿元，只占全球GMV 315.8亿元的3.4%，体量还太小。马来西亚已逼近196家，接近饱和。韩国刚刚开始，印尼、越南、美国还在验证期。越南首店还被迫搁置，本土化还有很多坑要踩。

蜜雪冰城、古茗这些竞争对手，早就开始在海外布局本土化供应链，让门店在当地的盈利逻辑能跑通。霸王茶姬的产品定价和品牌叙事，在东南亚部分市场能讲"高端中国茶饮"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有效期有多长、能覆盖多少市场，都还没有答案。

出海能解决的，是给资本市场一个增长的想象空间，但它解决不了国内单店模型的衰退。两件事必须同时推进，但目前来看，国内的问题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解法。

三板斧打出去，声量有了。产品创新、门店模型、加盟商信心，仍然是欠账。

霸王茶姬的中年危机，症结从未是外部的。年轻时亲手造的东西，成了今天迈不过去的坎。

当车辆稳稳停进车位，你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回想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你没有踩过一脚刹车，没有打过一把方向，甚至在高架缓行时，还顺手回复了几条工作消息。

这已经是今天很多智能汽车用户的日常。

随着智能驾驶向Door-to-Door的目标持续推进，一个有趣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坐在方向盘后面的这个人，还能叫“主驾”吗？

一、“驾驶”正在退居幕后

在传统汽车时代，“主驾”是一个典型的机械时代词汇。

它意味着：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时刻紧绷的神经、手脚并用的连续操作。那个坐在左前方的人，本质上是这台钢铁机器的直接操作者。

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底层驾驶行为已经开始被系统接管。摄像头和雷达负责感知环境，算法负责决策路径，车辆自己完成跟车、变道、刹停与绕行。

于是，“眼看路、踩油门、打方向”这些曾经最核心的驾驶动作，正在逐渐被剥离。

这就像工业革命之后的工厂。过去，工人亲手操作每一道工序；后来，机器开始负责执行，人则逐渐变成了系统管理者。角色没有消失，但角色的含义已经彻底改变。

某种意义上，“驾驶”本身，正在像电力、自来水、WiFi一样，逐渐退居幕后，变成一种默认存在的基础服务。

过去，驾驶是任务本身。未来，驾驶只是生活发生时的背景。

二、从“主驾”到“主控”

如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驾驶员，那么这个位置上的人，到底是谁？

一个更准确的称呼，或许是——主控。

“主驾”与“主控”，一字之差，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定义：

主驾核心动词是“驾驶”（Driving）——手脚并用的机械操作，对车辆的即时控制负责。

主控核心动词是“控制”（Controlling）——设定目标、授予权限、监督执行、必要时介入。

今天的人，虽然不再持续执行机械驾驶，但依然拥有整辆车的最高权限：

• 决定目的地、设定路线

  
  

• 选择是否启用智驾

  
  

• 判断是否需要接管

  
  

• 管理车内空间与整体体验

  
  

换句话说：人不再是“执行驾驶的人”，而是“管理智能系统的人”。

“主控”这个词最大的价值，在于重新定义了人与AI的关系。它不是在对用户说“车正在替你开车”，而是在强调“系统正在按照你的意图运行”。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前者意味着人被替代，后者意味着人的能力被延伸。而这，恰恰是很多智能驾驶产品容易忽略的地方。

三、真正变化的，不是驾驶，而是决策层级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当系统接管底层驾驶执行后，人类的决策维度开始“升维”。

过去，驾驶决策是：要不要超车、什么时候刹车、方向盘打多少角度——这些本质上是机械微操。

但今天，越来越多用户真正关心的，已经不是这些。

一个父亲带女儿去上课时，真正关心的是：车辆能否足够平顺，让后排熟睡的孩子不被晃醒。

一位商务人士在去客户公司的路上，真正关心的不再是发动机转速，而是：系统能否稳定预估到达时间，让自己能够在车上完成最后一次会议沟通。

甚至情侣夜晚开车回家时，路线本身都开始带有情绪属性：是选择最快抵达，还是绕路经过江边，慢一点回家？

人类并没有停止“驾驶决策”。只是决策开始从“车辆控制”转向“生活控制”。

机器负责抵达物理终点，而人开始负责抵达情绪与生活的目的地。

四、HMI的真正问题：它还在为“驾驶员”设计

这也是今天很多智能汽车最大的割裂感来源。

车辆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司机”，但HMI仍然把用户当成“司机”。大量界面逻辑依然停留在机械驾驶时代。

今天很多仪表盘上最重要的信息，仍然是：时速、转速、功率输出、能耗、G值。这些本质上都是“机器参数”，它们时刻在提醒你：“你正在操纵一台复杂机械。”

但问题是：当系统已经能够稳定处理这些底层动作后，“主控”真正需要的，其实不再是这些数据。

而是：系统看到了什么、系统准备做什么、系统为什么这样决策、当前风险在哪里、接下来是否需要人介入。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过去的 HMI，是“车辆状态界面”，未来的 HMI，更像“系统意图界面”

因为对于智能驾驶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炫技”，而是“建立信任”。

很多人尝试过智驾之后又放弃，并不是因为系统能力太差，而是因为：系统虽然会开车，但不会“解释自己”。

而人类天然更容易信任一个“会解释的助手”，而不是一个沉默的黑盒。

五、HMI的下一步：从“机器仪表盘”到“生活仪表盘”

如果“主驾”已经开始变成“主控”，那么HMI的设计逻辑也必须彻底改变。

传统仪表盘回答的是：“车现在跑多快？”

未来的仪表盘应该回答：“我现在需要担心什么？”

未来的车内界面，重点不再是“车辆当前状态”，而是“用户当前生活状态”。

例如：

它不只是显示剩余续航，而是告诉你：“当前电量足够支持绕路去接孩子，无需补能。”

它不只是显示预计到达时间，而是结合家庭成员状态提示：“距离到家还有30分钟，后排孩子已经睡着，系统已自动切换静音模式。”

甚至在智驾开启时，系统需要持续向“主控”透明展示自己的思考过程：它看到了哪些车辆与行人、为什么准备变道、为什么提前减速、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让用户像一个管理者在调度一个智能助手，而不是在关键时刻被突如其来的红色警报吓一跳。

所以，未来HMI的核心目标，不再是“如何帮助人类更高效地操作车辆”，而是“如何帮助人类更轻松地管理智能系统”。

这是完全不同的一套设计哲学。

六、真正的智能化不在底层，而在“理解人”

今天，整个行业都在疯狂卷算力、卷芯片、卷端到端、卷激光雷达。

但很多时候，我们依然在用机械时代的思维，衡量智能时代的产品。

过去，行业比拼的是：马力、扭矩、零百加速。今天，变成了：算力、雷达数量、NOA覆盖里程。

这些当然重要。但它们本质上，仍然是在比较“机器能力”。

而真正决定用户体验的，越来越是另一层东西：放松感、信任感、节奏感、陪伴感、确定性。

这些能力并不属于底盘，它们属于人与系统之间的关系设计。

所以，也许真正的智能驾驶革命，并不只发生在算法、芯片和激光雷达之中，而发生在另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里：

当人不再“开车”，汽车究竟应该如何重新理解“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橙竹洞见，作者：竺大炜

五一期间，泰山酒店地铺卖到了100元一位，供不应求。与此同时，一些县城酒店价格翻倍仍然满房，而部分一线城市商务区高星酒店，却在假期里悄悄降价。这些看似无关的场景背后，隐藏的是同一个现实：游客正在重新流动，酒店行业也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从县域旅游爆发，到本地“酒店度假”兴起，从商务酒店转型，到大堂咖啡、市集和非客房收入热潮，酒店行业进入一个比过去更分化、也更灵活的阶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空间秘探，作者：李佳茹，题图来自：AI生成

一、2万夜爬客与100元地铺

26岁的互联网运营小赵，是今年五一泰山夜爬大军中的一员。假期结束后，她接受了空间秘探的采访，说起了这次的出行经历。作为平时连周末都要加班的职场人，她和朋友攒了很久的假，就为了来泰山看一场日出。

“我们本来想订山下的酒店，但是一想，住山下的话，早上要凌晨就要起来赶车，还要排队进山，根本赶不上日出的点。”于是两个人选择了夜爬，当天下午6点从红门出发，本想到了山顶找个开阔的地方安心等日出，结果刚到南天门就被冻得不行。一路上旁边小店门口贴着“休息位60块两小时”，再往前的神憩宾馆，是山顶为数不多能避风的地方，推开门，大堂里的防潮垫从墙角铺到了电梯口，每张垫子之间只留了半米的空隙，挤满了歇脚的游客。

小赵告诉空间秘探，她们提前一两周看的时候，山顶的标间就没了，平时三百多的房间，五一假期几乎全涨到了1000多，而且早就被抢光了。她们俩刚工作没两年，也舍不得。不过让她意外的是，酒店居然还有100元的地铺，原本只想找个地方等日出的小赵，忍受不了寒冷，和朋友一起支付了200元买了两个地铺的位置。在她看来，这已经是能找到的最好的选择了。

这个100块的地铺，酒店提供了防潮垫和热水，大堂的公共插座也开放给她们充电。旁边388元的太空舱早就住满了，那只是个狭小的单人床位，20个人共享一个房间，连洗澡都做不到。小赵说，她们俩从北京过来，高铁来回、门票、算上地铺，加起来才一千出头，比住山下的酒店还便宜，而且能赶上日出。

这不是什么突发的应急场景，是今年五一泰山山顶的常态。据了解当天约有2万名游客夜爬泰山守候日出，山顶核心区的床位不足200张，供需比超过1:100。在这样的缺口下，有人调侃这是“最贵的地板”，也有人觉得“花钱买一个落脚点可以理解”。

二、游客赴县域，本地“宅酒店”

就在泰山山顶的地铺被抢订一空的同时，距离泰山大约三百公里的某个鲁西南县城，一家挂着三星级牌子的酒店，平时房价220元，五一期间涨到620元依然满房。隔壁那家没有星级的商务宾馆，平时180元，五一期间480元。在旁边那家去年才开业的中端连锁，平时300出头，五一期间突破了700元。整个县城，在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可售房间数几乎为零。客源都是哪些人呢？一部分是从泰山下来的游客，更多的是来自北京、天津、济南等地的“微度假”群体。他们选择在三小时高铁圈内，找一个有点特色的县城，住两晚，吃几天当地菜，消费总额控制在三千块以内。

这不是单一城市的特例。游客的流动方向已经从“往一线城市走”变成了“往县城走”。云南普洱、广西崇左、山西晋城等地的预订量同比增幅均超过八成，淄博的一家中端酒店，五一均价涨到了1200元，比平日涨了3倍，依然天天满房，洛阳的一家快捷酒店，平日200元的房间，五一期间卖到了1100元，订单排到了5月6日。

县域酒店的爆满，本质上是一场客流迁移。过去很长时间里，国内旅游市场的逻辑是“向中心城市聚集”，游客会优先选择热门省会和传统景区。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避开“人从众”的热门目的地，转而寻找那些距离不远、节奏更慢、性价比更高的小城和县域目的地。相比“打卡式旅游”，他们更在意的是松弛感、停留感，以及一种能够短暂逃离日常生活的体验。

与县域酒店的“一房难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线城市商务区高星级酒店集体“降温”。上海虹桥的国际五星从平日1500元降至800元。北京海淀区的十几家五星酒店，五一期间的平均入住率仅为52%。其中一家国际五星酒店，五一期间的行政房均价为700元，入住率不足60%，节假日后，同款房型的价格直接跳涨到1800元。类似的情况在一线城市的商务酒店里频频上演，它们共享着相似的困境，它们长期依赖的核心客群，是商务差旅人群。但到了节假日，当商务客集体退场，度假客未必会进入这些被写字楼包围的CBD酒店。因为游客的需求已经变了。他们不一定需要住在城市最核心的位置，也不一定需要最豪华的硬件配置。他们更在意的是能不能放松，更关心的是周边有没有自然景色、地方美食，或者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氛围。价格不再完全由“星级”决定，而越来越取决于“人往哪里流动”。

也正因为如此，过去几年，华住、锦江、首旅等头部连锁酒店集团，都在加速向县域市场下沉。华住集团截至2025年底，下沉市场门店数量同比增长30%。这些酒店集团看中的，并不只是县域城市的人口规模，而是县域旅游背后正在持续增长的休闲需求。

不过，有意思的是，一部分原本在假期里遇冷的商务区高星级酒店，也正在吸引另一类新的客群：本地居民。对于一线城市的居民来说，五一的热门景区早已不是过节必要选项，故宫的门票提前10天就被抢空，上海外滩的轮渡要排2小时队，杭州西湖的游船早上六点钟就开始排队了。与其花大价钱去景区人挤人，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从日常的忙碌中抽离出来，不需要赶行程，不需要去打卡，只需要一个能彻底放松的空间。

北京的张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五一没有去景区挤，而是选择在北京中关村某五星级酒店住下，带孩子在酒店的游泳池玩了一下午，晚上在行政酒廊里享受免费的欢乐时光，第二天睡了个懒觉才退房。她认为景区人太多了，花700块在酒店待一天，游泳、吃饭、休息都不用排队，而且还提供各种服务，比去景区人挤人舒服多了。

这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消费逻辑的变化。酒店不再只是“旅行中的睡觉场所”，而开始变成一种休闲空间本身。对于部分消费者而言，住酒店这件事，不一定是为了去哪里，而是为了暂时离开原本的生活节奏。过去，酒店只是目的地的配套，现在，一部分酒店，正在慢慢变成“目的地”本身。

五一假期前后北京部分酒店价格截图

三、从封闭住宿到开放空间

过去，商务区的高星级酒店生意并不难做，80%以上的收入来自商务差旅和会展人群，绑定了企业差旅协议，就能获得稳定的客流，长假的空置率高一点，也能依靠平日的房价覆盖成本，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务区高星级酒店的核心逻辑，都是围绕“稳定商旅需求”建立的。如今的市场表现证明，商务活动的周期与休闲度假的周期已经明显错位，当商务客集体退场后，这些被写字楼包围的高星级酒店，却未必能接住新的休闲客流。

STR的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酒店行业整体RevPAR指数同比下降3%，行业的整体盈利空间正在被不断挤压，过去那种“靠平日赚长假的钱”的逻辑，已经越来越难走通了。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标准化的商务住宿，而是更看重个性化、场景化的体验。尤其在节假日或周末，越来越多的本地居民愿意为“不出城的度假”买单，他们需要的不是远行的奔波，而是一个能在熟悉城市中切换心情、彻底放松的第三空间。

这种需求变化，也正在倒逼酒店重新调整自己的经营逻辑。真正的灵活经营，不是单纯的降价，而是产品和场景的适配。就像北京国际饭店今年五一期间推出了“五一春风派对”主题活动。根据首旅集团官方发布的活动方案，酒店举办了“马上有集”创意市集，汇集文创手作、非遗精品、特色小吃等近百个摊位。同时，还安排了魔术秀、戏剧沙龙、萌宠互动、儿童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成了本地市民的假日休闲目的地。

一位资深酒店人士曾提到过“未来的酒店业，再也不是标准化的全球复制，而是要做本地化的、时段化的适配，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客群，要有不同的产品”。过去的高星级酒店，是“封闭的住宿空间”，只服务住店的客人，但是现在，高星级酒店要变成“开放的城市空间”，不仅服务住店的商旅客，还要服务本地的居民。工作日，它可能属于差旅客，周末和节假日，它又可能变成城市居民短暂逃离日常生活的“第三空间”。这并不是短期的应急措施，而是酒店业需要适应的新规则，当消费的场景越来越细分，酒店的产品也必须越来越细分，只有跟上客群的变化，才能在市场的波动中站稳脚跟。

四、当酒店开始寻找新的停留方式

空间秘探观察发现，在追求灵活经营和非客房收入增长的过程中，酒店行业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新的尝试。过去几年，“咖啡+酒店”“市集+酒店”“文创+酒店”几乎成了行业里的热门方向。越来越多酒店开始在大堂设置咖啡柜、文创货架和互动空间，希望通过更多元的场景，延长客人的停留时间，也增加酒店本身的消费可能性。从行业角度来看，这种变化并不难理解，传统客房收入增长逐渐承压，酒店也需要寻找新的经营空间。

但现实情况是，并不是所有创新，都能直接适配不同酒店的客群和场景。比如很多酒店，为了做非客房收入，反而搞出了很多“模板式创新”，不仅没赚到钱，还伤害了原来的老顾客。创新永远值得鼓励，但创新的核心是“适配”，而不是“跟风”。

最常见的，就是跟风式咖啡改造，卖起了38元甚至更贵的现磨咖啡，但节假日期间，原本的商旅客本就不多，本地消费者也不会专门跑到酒店里买咖啡，而部分景区酒店的大堂，本来就承担着游客休息、等候和短暂停留的功能，结果公共空间被咖啡柜和打卡位占据后，真正能坐下来休息的区域反而变少了。对于长时间排队、爬山后返回酒店的游客而言，他们有时候更需要的，其实是一个能够安静休息、短暂停留的空间。最终，那些酒店的咖啡月销量不足百杯，设备成了摆设，空间效率也没有真正提升。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尝试没有价值，而是说明酒店行业正在经历一轮变化，很多经营方式都还处在不断摸索和调整的阶段。毕竟，当行业开始从“标准化住宿”转向“场景化消费”时，没有人能够立刻找到最准确的答案。看到同行做咖啡、市集、文创获得关注之后，其他酒店快速跟进，也是行业寻找新增长点的一种正常反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也确实让酒店变得比过去更开放了。

有时候，新的需求并不一定符合传统酒店的标准化逻辑。比如这个五一期间，泰山景区里出现的“酒店大堂打地铺”。这些原本不在酒店标准产品里的临时选项，在那个夜晚，却成了大量游客为数不多的落脚方式，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标准住宿服务，也很难简单地用“值不值”去定义。

对于酒店来说，这显然不是一种轻松的接待方式，在有限的空间、突发的客流、高峰期的运营压力，都意味着更高的协调和服务难度。在房源已经接近饱和的情况下，部分酒店依然选择尽可能腾挪空间，去承接这些临时需求。而对于游客而言，在“五一”这样的极端高峰期，比起房型、价格和舒适度，他们更在意的，可能是“能不能留下来看日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幕也折射出当下酒店行业正在发生的一种变化：未来竞争的重点，或许不只是提供多少间标准客房，而是谁更能理解，不同场景下，客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空间秘探，作者：李佳茹

前天我对小儿子发了脾气。

原因很常见：他拖到九点多才开始收书包，发现有一个任务没完成。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二年级开始，“回家先写作业”这件事就像一道过不去的坎，说了无数遍，他就是做不到。我发火，他逆反，反复循环。

昨天傍晚，他回到家，仍然没去写作业，就坐在飘窗上，望着窗外发呆。

我走过去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停住了。我上一篇那些吃过学习的苦的孩子，正在羞涩地练摊刚刚写过现在学生的”主体性”缺失，此刻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就是主体性生成的现场——一个孩子，安静地注视这个世界，不被任何任务驱动，不知道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

我没有开口，退后一步，开始看他发呆。

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话：

“爸爸，有一只鸟落在树干上。”

我走过去看。小区里有几棵槐树，长了几十年，树冠很大。上个星期，物业把树冠全部修剪掉了，现在只剩光秃秃的树干，新叶还没长出来。那只鸟是喜鹊，落在已经没有枝丫的树干顶端。

我告诉他那是喜鹊，说：“它可能还以为这是自己的家。”

儿子说：“我不喜欢它们没有家，也不喜欢没有树荫。”

我说：“但这样就没有鸟屎了呀，你不是也讨厌鸟屎落在电瓶车上吗？”

他没有回答，转回去继续看着外面。

我忽然意识到，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一道真实的伦理题：车主的损失，行人的损失，鸟的损失，树荫消失的损失——这些怎么换算，谁说了算？他没有给我答案，大概是因为他还在算。七八岁的孩子，需要的是时间，让这道题在他心里慢慢沉下去。

我没有继续说话，回到沙发上，觉得这个状态也挺珍贵。

现在很多孩子，早上七点出门，下午三点半放学，然后是培训班——钢琴、英语、奥数、编程，轮流填满每一个工作日的傍晚和每一个周末的上午。每一项单独拿出来，都有充分的理由。音乐培养审美，英语打开视野，数学训练逻辑，编程面向未来。每一个空隙都填满了。

初中以后就压力更大了。能坐在飘窗上看喜鹊的时间，自然地消失了。

这是第一重剥夺——用外部的目标，占用了内部的自我生成。孩子的时间表里充满了太多别人认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留给他休息、发呆、游荡、可以在心里慢慢称量一只喜鹊的家的重量。长期在这种结构里成长的孩子，会慢慢习惯用外部的考核标准来感知自己的价值。不是”我今天发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而是”我今天够好了吗”。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写道，学习观看是”获得智慧的第一项预备训练”，而观看意味着”使眼睛适应于宁静、耐性，使自己接近自身”，意味着”受到刺激不要立刻做出反应，而是能够拥有阻止、隔绝的本能”。我们今天的教育，恰恰在系统性地消灭这种本能。只有借助”中断的否定性”，一个人才能真正衡量全部可能性。没有停顿，就没有真正的选择，只有惯性的滚动。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假设一个孩子完成了所有的培训班任务，终于到了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本来可以是空白的——无聊的，游荡的，可以用来发呆的。

但现在有了另一个选项：手机、平板、短视频、游戏。

这个选项太有竞争力了。它即时、刺激、永远有下一个，它把无聊感消灭在萌芽状态。家长也觉得这是应该给孩子学习的奖励。

表面上，这是孩子在主动选择娱乐，他的手在动，眼睛在看，但在算法的安排下，那个应该在安静中慢慢生长的内部，仍然是静止的，甚至是在萎缩的。

这是第二重剥夺——空余时间本来是自我生成的土壤，现在被算法接管了。

培训班剥夺了孩子的时间，算法娱乐剥夺了孩子剩余的空白。两个看似互补的事情，实际上在叠加对孩子生成自我的剥夺。

韩炳哲把深度无聊称为”孵化一切经验的梦鸟”。智能手机和算法最先消灭的，正是这种无聊。而无聊，恰恰是一个人和自己在一起的能力的起点。

还有第三重，更隐蔽，也更少被讨论。

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更早的人，小时候的空余时间里有一件事，就是和同龄人一起玩。不是有组织的兴趣班，不是有老师监督的活动，就是一群孩子在胡同里、在院子里、在没有大人的角落里，自己制定规则，自己解决争吵，自己在彼此的眼睛里看见自己。

心理学把这个过程叫做”镜像认知”——我在你的反应里，看见我是谁。我欺负了你，你哭了，我感到一种说不清楚的不舒服，这是共情的起点。我说了一个笑话，你们都笑了，我发现自己有某种能力，这是自我认知的起点。这些不是课程，不是可以被设计的。

但现在的孩子，独生子女是常态，课外时间被培训班和电子产品瓜分，真正在一起自由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孩子们在一起，也常常是各自对着屏幕。镜像消失了，自我认知少了一个最重要的来源。

还有第四层，值得单独说一下。

我认为功绩社会就是福柯说的规训社会的升级版。福柯的全景监狱，通过让囚犯随时可能被看见，制造出一种被动的自我约束——你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所以你始终表现得像有人在看。这是对他者凝视的恐惧，是外部压力内化的结果。

但社交网络完成了一次更彻底的转变。

在全景监狱里，被看见是一种惩罚的威胁。在社交网络里，被看见变成了一种奖励的来源。不展示，反而成了一种缺失。于是人们从被动地活在别人的眼光中，变成了主动地定制人设、上传生活、收割点赞——把自己的存在感外包给一个假想的持续凝视自己的群体来确认。

这是一次主体性的自愿转让。不是有人强迫你，是你自己把那把钥匙交出去的。

对年轻人来说，这个过程来得更早，也更自然。当他们刚刚开始摸索”我是谁”的时候，社交网络已经给出了一套现成的答案：你是你发布的内容，是你获得的反应，是那个点赞数字背后的人设。自我还没有来得及生成，就已经被一个外部评价系统接管了。

四重剥夺叠加在一起，结果是：一个孩子，或者成人，没有发呆的时间，没有无聊的机会，没有同伴的镜像，如何知道自己是谁？他怎么生长出那个可以承受外部风浪的内在结构？

功绩社会给了他一个答案：你是你的成绩，你是你的证书，你是别人眼中的你。这个答案填进了本来应该由自我生成来填充的空间。壳是满的，里面是空的。

韩炳哲谈到现代抑郁的成因，说功绩社会的主体”拥有过量的选择，因此没有能力建立一种密切的联结”，包括同自身的联结。抑郁症最深处，是”切断了一切关系和联结”——不是因为外部压迫，恰恰相反，是因为无限的积极性让人找不到锚点，也找不到自己。统计数据在这个方向上不算好看。中学生、高中生的抑郁比例每年都在上升。没有确定的因果证明，但相关性已经足够让人不安。

那天傍晚，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继续望着窗外。

喜鹊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走了。光秃秃的树干还在那里，新叶迟早会长出来。

他没有再说话。我也没有。

生化医学领域是论文高产区，同时也沦为论文造假与论文工厂的重灾区。为什么偏偏是耿同学？专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可能是没有利益与人情枷锁，无欲则刚。

为什么是耿同学？

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下称“耿同学”）最近连续实名举报5名著名学者，全部来自“双一流”高校，其中4人是杰青。这么多大牌专家涉嫌学术造假，为什么相关部门没有发现，都是耿同学发现的？是因为耿同学更优秀吗？

显然不是。耿同学本硕毕业于吉林大学，博士到北航就读，后退学专门做自媒体。从这个角度看，耿同学的确是一个业内人士，比较专业，明白作假的门道。

但相比专业，更重要的是耿同学的无欲则刚。

耿同学博士未毕业退学，专心做自媒体，学术打假就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因为相比一般科普，学术打假流量显然更高。

3年前耿同学打假“俄罗斯工程院院士”就曾引起舆论高度关注，当时被其揭露的相关机构与负责人上门“问罪”，估计也给耿同学与其导师、学校带来不少麻烦。

不再走学术路线后，不用发论文，不用申请项目，不用评职称，再加上博士退学，等于连师承的一点束缚也没有了，耿同学就彻底放飞了，可以无所顾忌地搞学术打假。

无欲则刚，这一点至关重要。明白，甚至有能力打假这些学术问题的人可能不少，但不敢说，有很多顾忌。一旦进入学术圈，因为论文，项目，评奖，帽子，我们就被套上了层层枷锁，最后还有一个师承的人情掣肘，不仅担心被打击报复，绝了自己学术的后路，更主要的是还会给导师、领导带来无尽打扰。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盖子被耿同学揭开，而不是相关学术机构与监督机构，更值得我们担忧。其他学科领域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可能只是缺了这个领域的“耿同学”而已。

被举报的为什么都是生化医学领域的专家？

更有趣的是，被耿同学举报的5人无一例外都是生化医学领域，为什么？

2024年曾有人整理了中国7大顶刊前20名学者排名，20人中竟然有19人为生化医学领域。无论是高校，还是科研院所，生化领域都成为论文的高产区。多年前曾有一个高校教授不满地说，我们学校一个化学系的论文就可以秒杀我们其他所有学科。

对于生化医学论文高产，一位专家给我科普了其原因：好做，好写，好发。选题无限，基因，蛋白，疾病模型数量庞大，换个靶点就是一篇论文。其次，范式高度固化，论文格式化，技术门槛相对低。最后，相比其他领域，学术期刊多，好发表。

也就是说，同一层次重复的学术成果与论文太多了。更遗憾的是，生化医学领域同时也是论文造假与论文工厂重灾区。

当然这个现象也是复杂的历史原因形成的，比如投入。医学、生命科学长期位居自然基金申请量的前三名，合计占比2024年超过40%，医学更是遥遥领先，长期稳居第一。同样，研究生招生上，生化医学占比也非常高。

生化医学当然很重要，但考虑到还有大量被“卡脖子”的领域，我们可能需要检讨，是不是太多了？

为什么学术造假屡禁不绝？

很多人喜欢把责任推给数论文的评价体系，似乎很有道理，但规定不合理，就可以造假、违规？显然太牵强了。

处罚太轻是核心原因。即作假成本小，收益高。

此次事件中，同济大学快速调查，并做出了非常严厉的处罚：第一作者解聘，通讯作者降级。但仍有舆论质疑这一处罚还是太轻，尤其是对通讯作者处罚过轻。

其实比照卫健委的处罚，同济大学的处罚已经是非常严厉了。

5月15日卫健委公布了12起科研失信行为处罚结果。这12起涉及买卖论文、代写代投、买卖实验数据、虚构同行评议等。应该说都很恶劣，是主观作假，最后给与了顶格处罚。梳理下来，核心就是把作假拿的各种奖励退回来，并禁止10年内申请相关科研项目，5年内职称评审等。

国家自然基金委的相关处罚也类似。2025年6月基金委公布了21起科研不端案件。比如对广西某高校贺某某买卖数据的处罚：追回已拨资金，取消贺某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参与申请资格3年。

也就是说，对于学术造假，处罚基本都一样，收回或取消因论文作假所获得的不当得利，禁止一个阶段的申请项目与职称评审。不要说开除解聘，连降级都没有。

这种处罚，显然造假成本太低了，一旦成功，没有被发现揭露，那就是“黄金万两”了！

怎么办？

这轮财报季里，阿里和腾讯对 AI 的表述，指向了同一个变化：AI 已经不能再完全放进传统互联网的流量框架里理解。

阿里吴泳铭在电话会上把 AI 明确放进“制造业”的语境中，提到 AI 训练工厂和 AI 推理工厂。训练工厂形成模型能力，推理工厂把模型能力转化成一次次可交付的智能服务。背后对应的，不是一个轻量级产品，而是 AI 数据中心、GPU、网络、电力和调度系统组成的算力工厂。

腾讯刘炽平从另一侧给出了同样的判断：AI 不能简单照搬互联网时代追求 DAU 的逻辑。因为每一次 AI 服务交付都会产生成本。用户多一次提问、模型多一次推理，背后都不是“免费分发”，而是真实发生的算力消耗。

把这两句话合在一起看，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结论：AI 业务仍然有互联网入口和软件产品的外壳，但财务模型已经多了一层制造业属性。它不只要看用户规模和使用时长，还要看产能、利用率、单位成本、折旧和现金回收。

本文综合公开信息，尝试用一个 1000P 级别推理集群做一组简化测算：先拆成本，再算收入，最后看 UE。希望通过详细的数据来解释：为什么阿里和腾讯都开始用“产能”和“成本”的方式理解 AI。

AI 为什么更像制造业？

传统互联网公司的财务模型，更多是流量模型。产品完成后，新增用户带来的边际成本相对较低，收入端主要依靠广告、会员、游戏、电商佣金或金融科技服务变现。

粗略写成公式：

互联网收入 = 用户数 × 使用时长 × 变现效率；

互联网成本 = 内容、带宽、存储、运营费用和研发费用。

多数场景下，一条信息多被浏览一次、一段视频多被推荐一次，平台并不需要重新“生产”一次内容。规模越大，单位分发成本通常越低。

AI 的公式不一样。一次对话、一次代码生成、一次文件解析、一次智能体执行，本质上都是一次“智能产出”。它需要模型加载、上下文计算、输出生成、缓存管理、内容安全和工具调用。

AI 收入=Token 调用量 × 单位 Token 价格 + 企业服务 / Agent

AI 成本=固定资产折旧 + 电费 + 运维人员 + 网络存储 + 推理平台成本

这就更像制造业：先建厂，再投设备，再形成产能，最后通过订单和产能利用率摊薄固定成本。区别只在于，传统制造业生产的是汽车、钢材或化工品；AI 工厂生产的是 token、模型服务和 Agent 任务。

因此，AI 的关键不只是“有没有用户”，而是“用户调用能不能覆盖一次智能产出的成本”。如果调用发生在低价值场景，比如大量免费闲聊，DAU 越高，算力消耗越大；如果调用发生在代码、客服、投研、营销、合同审查等高价值场景，同样的 token 才可能变成利润。

成本端：资本开支与折旧让AI 工厂的模式变重

为了把这笔账算清楚，下面只做一个基准模型：假设建设一套约 1000P FP16 理论峰值算力的推理型 AI 集群。

NVIDIA 官方规格显示，H100 SXM 的 FP16 Tensor Core 峰值算力为 1,979 TFLOPS，约等于 1.979P。按这个口径，512 张 H100 的理论峰值算力约为 1013P；如果按 8 卡服务器配置，对应 64 台服务器。

核心公式是：GPU 数量 = 1000P ÷ 1.979P ≈ 506 张，按 8 卡服务器取整为 512 张；服务器数量 = 512 张 GPU ÷ 8 张 / 台 = 64 台。

第一项是 AI 服务器与 GPU，这是最大的资本开支。国内可见报价并不透明，且 H100 受出口管制影响，实际采购方式、合规路径和价格差异很大。为了让模型可算，我采用“8 卡 H100 服务器单价 × 台数”的方式。证券时报曾报道，搭载 H100 的 8 卡整机价格从 300 万元以上降至 230 万—240 万元左右；AIDC 白皮书中对 H100 千卡集群“购买算力设备约 3 亿元”的测算，也对应约 30 万元 / 卡、240 万元 / 台 8 卡服务器。两者可以相互校验。对应公式是：AI 服务器成本 = 64 台 × 240 万元 / 台 = 1.536 亿元

第二项是网络设备。AI 集群不是把 GPU 堆起来就可以。如果网络带宽不足，GPU 会等待数据，理论算力无法转化为有效产能。网络设备包括高速交换机、网卡、光模块、线缆和管理网络。这里采用 AIDC 白皮书中 H100 千卡集群网络设备约 2500 万元的口径，折算成单位 GPU 网络成本约 2.5 万元。对应公式是：网络设备成本 = 512 张 GPU × 2.5 万元 / 张 = 1280 万元。

第三项是存储与安全。推理集群不一定需要训练级存储，但不能没有存储。它需要保存模型权重、请求日志、计费记录、审计记录、RAG 文件和企业知识库缓存。这里按 1PB 可用容量估算，若以企业级分布式存储和安全设备综合成本约 5000 元 / TB 计算，对应约 512 万元。这个结果也与 AIDC 白皮书中千卡集群存储和安全设备约 1000 万元、折算 512 卡约 512 万元基本一致。

第四项是平台软件与液冷 / 机房改造。平台软件包括 GPU 调度、API 网关、计费、限流、日志、监控、安全审核和推理引擎；液冷和机房改造包括高密度机柜、配电、冷板、管路和温控系统。这里按每张 GPU 1 万元的平台与改造成本估算，对应 512 万元。

固定资产建成后，真正的压力不只在一次性投入，还有后续折旧和现金运营成本。

折旧。AI 服务器、网络和存储按 4 年折旧，平台与改造按 5 年折旧，年度折旧约 4390 万元。

电费。按 512 张 H100、单卡 700W、整机与制冷综合系数约 2.0、全年运行 8760 小时、电价 0.6 元 / 度估算，年度电费约 377 万元；考虑网络、存储、PUE 波动和负载差异，取 500 万元作为基准。

人员与运维。按 20 人左右的运维、平台、模型工程和客户支持团队，综合人均成本约 60 万元 / 年，年度人员成本约 1200 万元。维修备件与平台运维按固定资产原值约 1%—1.5%估算，另加计费、监控、安全、带宽和外部软件服务，取 600 万元左右。

因此，年度总成本约为：折旧 4390 万 + 电费 500 万 + 人员 1200 万 + 维修及平台 600 万 = 6690 万元。

这个成本结构说明，AI 不是轻资产产品逻辑。设备投下去以后，即使短期调用不足，折旧、人员和平台成本也会持续存在。AI 工厂的第一道门槛，就是有足够高的产能利用率，把这些固定成本摊下去。

收入端：不是卖流量，而是卖智能产出

收入端核心问题是：这套 1000P FP16 等效推理集群，一年能生产多少计费 token，这些 token 又能卖多少钱。

token 产能。公开 benchmark 显示，单张 H100 跑 Llama 3.1 8B 的吞吐可以达到 3621 token/s 左右。为了留出模型差异、上下文长度、batch、峰谷调度和实际工程损耗，基准模型采用 3000 token/s / GPU。

产能利用率和调度效率。不同公司差异非常大：大厂自有业务、长约客户、内部调度系统强，利用率可能明显更高；地方智算中心或单一客户依赖项目，利用率可能很低。本文基准假设为：GPU 利用率 50%，调度效率 80%。

由此得到，年度 token 产能=512 × 3000 token/s × 3600 × 24 × 365 × 50% × 80% ≈ 19.4 万亿 token。

价格端。采用当前国内主流 API 的中端口径。DeepSeek 官方价格页中，DeepSeek V4 Pro 当前折扣价为输入 3 元 / 百万 token、输出 6 元 / 百万 token；假设输入 / 输出比例为 70% / 30%，加权单价为 3.9 元 / 百万 token。

因此，年度 token 收入 = 19.4 万亿 ÷ 100 万 × 3.9 元 ≈ 7560 万元。这里暂时不把企业服务费计入基准收入。原因是企业服务费的形式差异很大，可能是专属实例、私有化部署、Agent 席位费、技术服务费或行业解决方案，很难用一个公开价格代表。为了避免把利润算得过于乐观，基准 UE 只计算 token / API 收入；企业服务收入只作为后续利润弹性的来源。

这部分的含义：AI 不是卖流量，而是卖一次次智能产出。token 单价越低，越依赖更高吞吐、更高利用率；任务价值越高，才越有能力用更高单价覆盖推理成本。

综合 UE：基准模型刚好跑通，但安全边际并不厚

把成本和收入放在一起，基准模型并不夸张：初始资本开支约 1.77 亿元，年度总成本约 6690 万元，年度 token 收入约 7560 万元。

项目经营利润 = 年度收入 7560 万元 - 年度成本 6690 万元 = 870 万元；

项目经营利润率 = 870 万元 ÷ 7560 万元 ≈ 11.5%。

这里使用“项目经营利润”，而不是净利润。原因是这个测算只看单个算力集群扣除直接相关成本后的结果，尚未计入公司总部研发、销售、管理、财务费用和所得税。它不是完整公司的利润表，但已经足以观察这门生意的单位经济模型。

这个结果解释了阿里和腾讯的判断。阿里强调训练工厂和推理工厂，因为收入增长的前提是先有产能；腾讯强调 AI 不能只看 DAU，因为每一次服务交付都有成本，只有高价值调用才值得占用有限算力。

换句话说，AI 业务不是“调用越多越好”，而是“高价值调用越多越好”。在基准模型下，收入只是略高于成本。只要 token 单价、利用率、调度效率或单卡吞吐出现轻微变化，项目利润就会明显波动。这就是它更像制造业的原因：产能、价格和成本，每一个变量都足够敏感。

看 AI 公司，真正要盯住六个变量

如果把 AI 当成制造业式产能生意，关键变量就不是 DAU，而是下面这六个。

第一，单张 GPU 产出效率。同样一张 GPU，跑 7B / 8B 小模型和跑 70B 大模型，token/s 可能相差数倍。单卡产出效率越高，同一批固定资产能生产的 token 越多，单位折旧越低。模型蒸馏、量化、MoE 和推理引擎优化，本质上都是在提升这个变量。

第二，GPU 利用率。利用率决定固定资产有没有被充分摊薄。GPU 闲着的时候，折旧仍然发生；GPU 满载的时候，同样的折旧可以分摊到更多 token 上。吴泳铭说“几乎没有一张卡是空的”，这句话的财务含义是：产能没有闲置，固定成本才有机会被收入覆盖。

第三，调度效率。利用率讲的是“有没有活干”，调度效率讲的是“活能不能被高效安排到合适的卡上”。如果任务排队、显存碎片、模型切换、峰谷波动和多租户隔离处理不好，GPU 看起来有需求，实际有效产出仍然会打折。连续批处理、前缀缓存、KV cache、大小模型路由，都是提高调度效率的工具。

第四，每百万 token 单价。价格是收入端最敏感的变量。低价模型可能只能覆盖基础成本，高价值模型、长上下文、代码、企业工作流和强推理任务，才有更高价格空间。AI 公司不能只追求调用量，还要追求调用质量。

第五，高价值用例和企业服务占比。只卖 token 容易陷入价格战。企业服务、专属实例、Agent 工作流、RAG 知识库、私有化部署，能够把收入从“按 token 计费”升级为“按席位、按任务、按项目、按结果计费”。这部分不一定线性增加算力消耗，却可能显著提高 ARPU。

第六，折旧年限和技术迭代。AI 服务器不是普通服务器。新一代芯片、模型架构和推理框架迭代很快，如果设备还没折旧完，经济价值已经明显下降，就会形成隐性减值压力。投资 AI 算力，不只是看买入价格，还要看回收周期。

长期看，AI 业务能否释放利润弹性，取决于单位 token 成本能否持续下降，以及高价值调用占比能否持续提升。

从成本压力，到新的生产能力

我不太愿意把当下 AI 投入简单看成“烧钱”。

它更像新产业早期的产能建设：先建工厂，再跑产线，最后等订单、利用率和单位成本一起改善。短期看，报表折旧会增加，现金流会承压；但如果这些算力最终被高价值场景持续占用，它就不再只是成本，而是新的生产资料。

工业时代，电力和机器放大了人的体力；互联网时代，连接和分发放大了人的注意力。AI 时代，算力和模型正在放大人的知识、判断和执行能力。

真正的变化，可能不会先体现在一句宏大的口号里，而是会体现在报表结构一点点变化中：资本开支变成产能，产能变成调用，调用变成收入，收入最终变成利润。

这大概也是 AI 最值得期待的地方。不是因为它一定轻松赚钱，而是因为它正在把“智能”变成一项可以被建设、计量和商业化的生产能力。

资料来源与关键假设

NVIDIA H100 官方规格：H100 SXM FP16 Tensor Core 1,979 TFLOPS。

澎湃新闻、第一财经等对吴泳铭电话会表述的报道：AI 更像制造业、训练工厂和推理工厂。

新京报对腾讯刘炽平表述的报道：AI 服务每次交付均有成本，不能只看 DAU，高价值用例更重要。

《2025 年中国 AIDC 产业发展白皮书》：H100 千卡集群算力设备、网络、存储、安全、平台软件和液冷改造投入测算。

证券时报报道：8 卡 H100 整机价格约 230 万—240 万元。

中国信通院《智算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10 万 GPU 集群功率超过 150MW，年耗电近 16 亿度。

DeepSeek 官方 API 价格页：DeepSeek V4 Pro 当前折扣价格输入 3 元 / 百万 token、输出 6 元 / 百万 token。

VALDI H100 Llama 3.1 8B benchmark：单 H100 平均吞吐约 3621 token/s；本文基准采用 3000 token/s / GPU。

本文所有利用率、调度效率、人员成本、维修平台成本、输入输出比例等均为模型假设，不代表行业均值。

第一批布局两轮电动车厂商正在选择离开东南亚。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寻找下一个战场。

一家名为比德文的两轮电动车厂商海外贸易负责人李丽告诉界面新闻，2019年公司刚开始做东南亚线上销售时，利润相当可观。近几年，她发现不少早期布局东南亚市场的朋友纷纷回撤，"有可能做不好还要赔钱"。

曾经，燃油摩托车保有量超过2亿辆的东南亚，被视为两轮电动车出海的千亿级市场。多位业内人士认为，2020至2021年，是第一个两轮电动车向东南亚出海爆发的关键时间段。

事实上，早在2013-2014年雅迪便开始在越南布局东南亚市场，但当时两轮车出海仍面临着高关税壁垒。直到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订，该协议决定，2021年起向印尼出口摩托车关税降至零税率，向越南出口摩托车则将在20年内匀速降至零税率。

与此同时，东南亚地区对交通安全、碳减排等问题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越南、印尼、泰国、缅甸、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国家陆续出台了两轮电动车替代燃油摩托车的补贴方案。

嗅到机遇的头部品牌率先开始行动。2020年末，小牛电动车与Shopee合作正式进入印尼；2022年，爱玛电动车在越南、印尼分别设立子公司。许多中小厂商也纷纷闻风而动，“那段时间各个企业都在出海，包括一些外贸公司、网上销售都在出海”，李丽观察。

一家名为通畅伟业的电动车厂商也选择在2021年开始布局出海，将首站定在距离近、需求旺的东南亚。该公司总经理刘鹏告诉界面新闻，选择出海是因为当时面临着“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一方面海外市场尚为蓝海，另一方面刘鹏已经感觉到国内监管趋严的信号已经明显，"要开始找其他出路"。

就在第一批厂商在东南亚试探蓝海的同时，国内市场的格局也在悄然变化。2020年开始，电动车市场先后经历了第一版新国标与第二版新国标换购潮带动的两轮电动车销量上涨。但这两轮红利更多流向了有资质、有规模的头部品牌。

2025年12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第二版新国标正式落地，"旧国标"电动自行车全面禁售。《中国电动两轮车消费趋势洞察报告（2026）》显示，我国两轮电动车市场已正式告别规模红利期，从快速扩张转入存量置换阶段，目前80%以上的市场需求来自以旧换新。"国内电动车变得更难卖"，刘鹏表示。

对中小型厂商而言，冲击不止于此。新国标落地意味着合规成本大幅抬升，厂商须取得相应生产资质方可获得3C认证，许多中小企业难以达标。

国内市场空间收窄，合规门槛抬升，出海成为越来越多中小厂商的主动选择。多位受访者表示，新国标加速了他们的出海步伐，"因为竞争不过大品牌了"。据刘鹏观察，近几年，在天津与无锡两大两轮电动车产业带中，"90%的厂商都在想办法做海外业务"。

两轮电动车正在出厂装货图源受访者

这催生了第二波出海潮。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两轮车出口量为2674万辆，出口额为68.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1.08%和17.62%。大量新涌入的厂商将东南亚视为首选目的地。

然而，当所有人涌向同一个市场，结局只有一个。早期出海东南亚的业内人士总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个字——"卷"，厂商只能靠走量赚取微薄利润。

因此，像李丽、刘鹏这样第一批进入东南亚的厂商正在纷纷离场。从去年开始，刘鹏基本已放弃东南亚市场，"做不了就算了"。刘鹏介绍，目前公司在东南亚的年销量约250万台，大致占国内品牌在当地出海约30%的市场份额，已属行业头部水平。但即便如此，刘鹏透露，东南亚市场的利润率已从最初的15%跌至3%，也就是说，卖出一台电动车只能赚到150元左右。

价格战之外，合规是另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以备受看好的越南市场为例，越南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协会副主席冯明月告诉界面新闻，进口的关键零件通常需要经过越南政府审批。"很多零件在国内已经合格了，大家以为到越南更容易通过，却发现和想象的不一样，产品并不合格。"她解释，越南电摩此前主要来源于日本，已形成较为严格的行业标准，"希望大家先了解清楚，各个国家有各自的要求。"

但李丽感受到的则更多是困惑。选择政策尚不完善的市场，就要承受朝令夕改，"一会儿限速，一会儿不限速，一会儿可以带小灯，一会儿又不可以"；选择越南这样合规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家，又手续繁琐，"登检报关的前提是在当地必须设有工厂，有自己的品牌注册，还得找到当地实体公司，承担清关责任"。

走通这条路的几乎都是有足够资金和本地资源积累的头部品牌。2024年雅迪在印尼和越南分别建设了产研基地；台铃在越南设立智造基地的同时，也在印尼开设品牌旗舰店并成立运营中心。李丽认为，像头部品牌一样逐步形成"生产+仓储+售后"的区域运营体系，的确是更长久可靠的方案，"但可能运转五年以后才会盈利"。这对于中小厂商来说，几乎是一个悖论。

面对这样的困局，EqualOcean新出海研究院分析师邱同春告诉界面新闻，从模式上来说，目前中小型两轮电动车厂商的出海模式以"国内研发、海外代工"为主，难以像大品牌那样铺开规模和品类，通常只聚焦一个品类。而在策略上，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主动寻找竞争洼地，而非在已经拥挤的市场里继续内卷。

李丽介绍，当前公司重心已经转移到非洲与欧美两地，主要聚焦两个方向：一是锂电池两轮电动车，虽然价格较高、推广难度大，但能提升品牌口碑；二是对海外市场进行走访，开展差异化定制，比如在旅游业发达地区推广电动摩的，在外卖业刚起步的地区主推长续航外卖功能车。

刘鹏的路径则是复制"早期东南亚逻辑"，去找下一个尚未饱和的市场。除东南亚，公司还在南美洲、俄罗斯、中亚有所涉及，据其介绍，南美洲年销量约100万台左右，中亚与俄罗斯年销量约50万台左右。去年，通畅伟业在巴基斯坦建起一座占地一万平方米、年产能约2万台的工厂，只提供技术，在当地生产组装，贴本土品牌销售。这样既能降低关税，又能减少运输成本，还能借助本土品牌的渠道以更低成本推广。

在刘鹏看来，巴基斯坦市场近乎"没有标准"，如果能早日扎根，就有机会参与当地标准的制定，掌握话语权。

据邱同春观察，当前两轮电动车出海的热点正在向欧洲、美洲与非洲转移。

欧洲拥有成熟的骑行文化，许多厂商以AI和科技为卖点，主打高客单价的e-bike。多位业内人士告诉邱同春，当前美国市场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从零开始生长”。而非洲人口基数大，运营成本低，能源获取也更加容易。2024年，非洲电动两轮车销量同比增长近40%。刘鹏表示，目前他们也正在以租赁模式在非洲当地进行推广。

不过，高价值也意味着高门槛。邱同春认为，欧洲市场已从过去的单一产品认证，逐步升级为覆盖整车、电池、维修责任等环节的系统性合规要求。而在美国，尽管各州法律标准不统一，但由于锂电池引发的火灾频发，电池安全认证已成为美国市场最关键的门槛之一。

短期来看，新能源推广与油价上涨为两轮电动车出海带来了一定机遇。一位天津本土厂商告诉界面新闻，自美以伊冲突以来，一些国家的两轮电动车已经卖断货，库存紧张，出海订舱也处于爆仓状态。

但从中长期看，邱同春认为，"真正决定企业能否穿越周期、拿到增量的，已经不只是需求催化，而是围绕合规能力、本地化运营、智能化创新与长期服务体系展开的系统。"

5月8日，胖东来宣布原定于5月9日上架的DL矿泉水因为陷入近似包装设计，暂停上架。可在此前，胖东来还大张旗鼓地介绍了新款矿泉水的包装设计，请了法国的设计团队，是以胖东来“自由爱”这个理念设计出的“天使之翼”。

DL水的两波热销

在胖东来公布矿泉水要换包装后，迎来两波争议，一是很多消费者反馈新的瓶装感觉不如老包装。而胖东来除了要换新瓶型外，产品还要小涨0.1元，受涨价以及换瓶型的双重影响，一些消费者在DL矿泉水老包装绝版收藏与饮用的双重心理作用下，实现了大卖。

还有一些消费者就等着“打新”，拿到胖东来新包装的第一批货。结果，第二波争议来了。这就是很多人在胖东来的一些宣传平台上表示，与DL矿泉水类似的瓶型在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一些企业已经卖了几年，实在是看不出这样的包装与“天使之翼”有何相似之处。

而且瓶型是市场上比较常见的“样子”，甚至还有当年与胖东来一同作为四方联采一分子的南阳万德隆也有同款包装水。这个包装设计，直白一点讲是类似消费者手握瓶子，这样的斜线型设计方便消费者手握。再给包装加点深度，起个好听点的概念可以叫作“点赞瓶”，瓶身呈手握状，上面直立的部分是大拇指的方向。

这样的解释似乎比胖东来的“自由爱”“天使之翼”更形象立体一些。在“小嘴抹了毒”的网友眼里，大家实在是看不出这样的包装为什么要请“法国”团队设计，这感觉你找个淘宝设计店铺它都能设计出来，关键在于设计方给你讲的故事你信不信而已。如果想再省点，充个chatgpt会员，都能给你生成一个。

包装要会讲故事，而且还要了解老板的心理来讲故事。比如，当年加多宝上市了一款昆仑山水，包装就设计成了水滴型。瓶型是略有点小创新，但真正打动老板的是设计方说：我们设计的瓶型底座借鉴了菩萨的莲花宝座，有步步生莲之意。这就狠狠抓住了加多宝老板陈鸿道的心理。就这样，昆仑山水诞生，全然不顾设计公司设计的瓶身高度与市面上的冰柜层高有差距，坚持要放进去，只能躺着放或者放在冰柜外面。

此后多年，昆仑山也没有“步步生莲”，只是在当年恒大冰泉上市时，消费者知道了有这么款高端雪山水的存在。前几年昆仑山水也改了包装，向世俗低了头。

当然，要是让华与华设计，华与华大概率会选择“点赞瓶”这个说法。用华与华的理论这叫占据“大拇指”的母体，只要消费者“点赞”，就会想到DL矿泉水。可现在胖东来的“天使之翼”理念，是纯纯的放弃了“大拇指”向上的超级符号，很不明智。至于什么包装相似，设计公司的事，怎么能叫包装相似，那叫“不谋而合”。

只有小米雷军看了会说：至少你们花钱请的设计，还去抄一抄，我请的日本设计只是把LOGO从方变成圆角，足足花了200万啊。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无论是法国设计还是日本设计，说到底设计圈基本就是“华与华”，设计圈也急需“知网”。

胖东来在声明发出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10日完成了新品的上架，与原本的上架日子延迟了一天。也容易理解，毕竟瓶子已经采购了，也生产了，老包材都用完了，你重新采购老包装也不太可能。

与很多企业为了所谓产品升级而升级不同，这次胖东来把DL矿泉水升级的主因在于企业追求产品的原创性——毕竟过往DL矿泉水的包装与其代工厂统一旗下的爱夸水包装比较相似。

目的是好的，就是过程曲折了一些，好好追求原创产品，结果变成“撞脸”翻车了。虽然新包装略“翻车”，好在胖东来的口碑、美誉度还是在的，这款每瓶涨了0.1元的矿泉水在上市后又立马卖断货，胖东来小程序显示，已处于售罄状态，而在线下消费者每人限购50箱——也就是未来那些卖着胖东来同款产品的超市也迎来了补货潮。

与其他自有品牌只想压榨代工方的做法不同，胖东来此次是给产品的售价涨了1毛。胖东来确实是想做到让生产方、消费者都满意的企业。过往很多次胖东来都会根据市场上包材、油价等原因对产品售价进行微调，不只是要求生产方给低价。

1元水重新归来

过去两年，瓶装水市场可以解释成两句话：2024年是“农夫跌倒，大家吃饱”，被黑、网暴了一年的农夫山泉包装水市场损失惨重，即便在2025年农夫山泉红瓶水收复市场，但依然没恢复到“网暴”之前。

到了2025年则是：“怡宝跌倒，大家吃饱”，瓶装水巨头怡宝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在整个2025年销量十分不理想，而在怡宝下滑的这年，农夫山泉收复失地，娃哈哈也保住了自己的地盘。

除了这两大家影响外，其他的瓶装水基本上是今麦郎靠代工、社区团购9.9元12瓶抢了很大一块市场，可口可乐的冰露从退市到重新上架，又不算回款等策略，使得可口可乐饮用水市场，基本没什么前进之路，东北的泉阳泉“割据”一角，这几年也被农夫山泉抢了不少东北的市场份额。

DL矿泉水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其他企业的瓶装水是尽量往大了发展，从500ml到10L，从个人消费到家庭消费。DL走的市场是“小而美”，很多消费者也留言表示当下胖东来的水不够喝，基本上是“女性喝两口，男性可能一口不到”这种情况，基本上主打个人消费，离家庭消费很远。至于那些一次性买50箱的，显然不会是个人消费者拿去做家庭消费。

在这些品牌之外，我们要看到1元水市场才是真正的肉搏。在2020年左右，1元水基本上处于半消失的状态，无论是曾经康师傅的蓝瓶水，还是可口可乐的冰露，基本都因为利润原因暂停了1元水的销售。在很多企业的认知里，消费者基本上消费得起2元水，且应该只消费2元水。于是大家都为了升级而升级，都要卖2元水。

结果发现2元水的市场比1元水难做多了，你除了要面对农夫山泉、怡宝的围堵还要面临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消费者愿不愿意花2元去买纯悦们？显然是不愿意的。而在1元水这个市场，因为巨头的逃离，大量的本土品牌开始找到出路。尤其是在社区团购和渠道自营品牌的带动下，那些原本不知道怎么活的小水厂找到了生存之道。无论是现在的零食折扣店还是区域超市，贴牌水到处都是，价格都是9.9元12瓶，做活动4.9元也能拿到。

消费者才不管什么纯净水、矿泉水、雪山水、煮茶水，主打的就是“解渴低价”。而代工厂则表示，比自来水厂卖得贵就行。所以1元水市场形成了一种默契：“你别嫌我包装土，我不嫌你花得少。”尤其是在“送货上门”的诱惑下，1元水市场现在前所未有地活跃。

对于那些丢失了1元水市场的品牌们，当下真不是抢2元市场的时候，而是应该沉下来，找一找区域的自营品牌，先把9.9元12瓶做好。利润低，但架不住这个量大。最怕的是1元市场看不上，2元市场你抢不到。

5月18日，瑞幸咖啡在全国范围内上线了两款含酒精特调饮品——“绯色月光”与“可可维也纳”。由于两款新品的酒精度超过了0.5%vol，瑞幸总部下达了严格的SOP（执行流程），仅支持线下自提，且门店必须核验购买者身份，禁止向未成年人售酒。

始料未及的是，这一举措，在产品上线首日便引发了一线员工们的强烈的反弹。

执行困难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自称瑞幸一线门店员工的用户开始密集发帖，抱怨新品带来的巨大工作压力。

“我是一个做咖啡的，现在成了查户口的。”这是一位在某社媒上获得数千点赞的、瑞幸员工的吐槽。

根据多地门店员工反馈，总部要求对于购买含酒精饮品的顾客，如果相貌看起来可能是未成年人，那必须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并进行核实。

据了解，瑞幸赖以生存的基石是“去社交化”的极致效率，通过App/小程序下单，门店接单后在两分钟内完成标准化制作，顾客到店即拿即走，将门店的坪效和人效压缩到了极致。

多位员工在吐槽中表示，“早高峰期间，机器里同时压着几十个单子，外卖骑手在催。这时候如果因为顾客点了一杯‘绯色月光’，我们要停下手里的流程去查验身份证，如果顾客没有带证件或者觉得被冒犯而拒绝配合，不仅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解释、退单，还极容易引发争吵并最终导致差评。”

这种担忧并非个例。在瑞幸现有的考核体系中，门店的出杯超时率和顾客客诉率（差评）直接与员工的绩效挂钩。部分一线员工认为，总部在制定这款产品的SOP时，剥离了门店的实际运营场景，将合规的风险和与顾客沟通的成本转嫁到了拿着基础时薪的基层员工身上。

“不是加十几毫升酒的问题，主要是打乱了吧台的流转节奏。”另一位全职副店长在行业交流群中吐槽，“如果因为查身份证导致出餐慢了，常规拿铁的顾客也会投诉。系统考核我们的是秒，但让我们执行的却是需要几分钟沟通的复杂任务。”

告别9.9元

既然含酒精饮品会极大增加门店的运营负荷，瑞幸为何仍执意将其推向市场？

过去几年，凭借“9.9元”的补贴策略，瑞幸不仅彻底重塑了中国消费者的咖啡饮用习惯，也将自身的门店规模推向了新的量级。然而，随着全球生豆成本的持续高企，以及市场份额争夺的边际效益递减，9.9元模式对单店利润的透支效应在2026年集中显现。

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市场已经敏锐地观察到，瑞幸“9.9元”优惠券的适用范围正在悄然且持续地收缩，这标志着靠烧钱换规模的阶段性终结。企业当前的核心战略诉求已经从“抢地盘”转向了“保利润”。

但在“9.9元”心智已经固化的背景下，直接对基础款（如美式、拿铁）进行提价无异于将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让给竞争对手。因此，通过推出带有高溢价属性且不参与常规低价活动的全新产品线，成为变相提高客单价的唯一可行路径。

“绯色月光”与“可可维也纳”或许承担了这一财务使命。这两款产品目前的定价普遍在15.9元左右，且不支持9.9元店庆券或常规打折券抵扣。

“瑞幸试图复制之前与茅台联名‘酱香拿铁’的成功路径。”一位深耕快消品赛道的投资机构研究员指出，“带有酒精、微醺、特定情绪价值的产品，天然具有更高的定价权。如果在不增加太多硬性物料成本的前提下，能将部分顾客的客单价从9.9元拉升至15.9元，这对门店综合毛利的改善将是巨大的。”

然而，与此前现象级的跨界联名不同，此次瑞幸依靠自有品牌推出的酒精饮品，缺乏超级IP的加持。消费者是否愿意为这6元的溢价买单仍需市场检验；更为致命的是，总部在测算这款产品的纸面毛利率时，显然低估了系统效率折损带来的隐性成本。

在庞大的商业系统里，那些真正动手制作咖啡的“人”，不应该被忽视。

5月13日晚，博腾股份发了一份公告。

公告本身并不长。公司全资子公司PSI，正在斯洛文尼亚建一座研发生产基地，合作方是全球药企巨头诺华。现在，诺华单方面通知，一揽子协议即刻终止，博腾要在90天内搬出园区、交还场地。诺华同时保留一项主张，对PSI索赔约5470万欧元服务费及损失赔偿金，折合人民币约4.3亿元。

四年前，这场合作被写进过博腾的故事里。

那是2022年8月，中国CDMO企业第一次以这种深度，把自己嵌进欧洲老牌药企的产业园里。新闻稿里用的词是里程碑、是全球化战略落地、是高光时刻。投资人愿意相信这个故事，因为它符合所有人对中国创新药产业链下一步的想象，从中国服务全球的代工模式，升级到在海外服务全球的本土化模式。

现在，这个故事被一份措辞冷静的通知截断。第二天开盘，博腾跌停。

冲突源于博腾手里的两栋楼。

一栋叫B31，研发设施，2024年5月已经投运。1000平方米，4个原料药研发实验室、6个分析实验室、1个公斤级实验室，符合OEB 4高活性化合物的操作标准。这是博腾在欧洲的实验台，是脸面也是名片。

另一栋叫B30，生产车间，定位是公斤级到中试规模的API生产能力。按原计划，B30是博腾欧洲基地从研发台升级为生产平台的关键一跃。2025年12月，B30的厂房主体完成封顶。

封顶之后，博腾内部发现了一件不该出现的事。B30的前期报批手续，可能存在合规性问题。

这里有一个关键细节。前期报批手续的服务提供方，是诺华自己。

整件事的诡异之处由此开始。博腾租下的是诺华位于Mengeš园区的场地，这块地原本就是诺华自己用的。斯洛文尼亚是诺华版图里一块特殊的拼图，2002年诺华收购了当地的Lek制药，纳入旗下山德士仿制药业务，Mengeš园区一直是诺华自家的重要基地。诺华转租场地给博腾的同时，把原有的厂房改造手续打包代办了。

这就是后来出问题的环节。

欧盟体系里，医药制造设施的合规链条，长得超出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想象。一座原料药车间投入使用，需要环境影响评估通过，需要建筑许可符合现行规范，需要消防与工艺设计联动审查，最后才轮到药品监管层面的GMP认证。任何一个环节的手续瑕疵，理论上都会让车间没法被认证机构盖章，也就没法投入实际生产。投入再多钱建好的厂房，如果手续不对，它就只是一栋被锁住的水泥盒子。

博腾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做了一个看起来谨慎、但风险极大的动作。暂停B30的后续投资和建设。

它的逻辑是清楚的。在手续没有理清楚之前，继续往里砸钱、继续往前推进，意味着所有新投入都可能打水漂；一旦未来被监管机构追责，损失会更大。

但诺华的逻辑完全是另一套，认为停工，按一揽子协议，构成实质性违约。诺华的反应不是讨论手续怎么补、责任怎么分，而是终止协议、要求搬迁、保留索赔权。

两套逻辑相撞，谁也不肯先退。

5470万欧元，和一份没有起诉的索赔权

诺华那份通知的第三条值得玩味。

保留对PSI合计约5470万欧元服务费及损失赔偿金的索赔权主张。注意，这是保留索赔权，不是已经起诉。截至博腾公告发布，双方并没有进入任何正式的诉讼程序。

这是一个老练的商业动作。

5470万欧元这个数字本身，就是博腾欧洲基地最初规划投资额5000万欧元的量级。诺华没有抛出一个虚高得离谱的数字，而是给了一个解释得通、坐得下来谈的金额。它既是谈判筹码，也是一次压力测试。它在告诉博腾，接下来每做一个动作，都得在心里掂量这4.3亿人民币。

而对博腾来说，真正的财务压力还不止这4.3亿。

公告里有一组数字值得放在一起看。截至2025年底，PSI总资产4.81亿元；2025年PSI营业收入只有689.76万元，占博腾合并报表收入的0.20%；同年，PSI净亏损4952.65万元。

对比下来就很刺眼。博腾股份2025年全集团归母净利润9633.99万元。PSI一家子公司的亏损，几乎吞掉了集团一半利润。

也就是说，如果B30项目最终走到资产减值这一步，博腾要面对的不是一笔孤立损失，而是一整条多米诺骨牌。4.81亿资产可能要计提减值，潜在合同违约赔偿要计提预计负债，加上员工安置和清场费用，2026年的财报极有可能从温和复苏直接拐进深度亏损。

博腾自己看得也很清楚。公告里那句预计将对公司2026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是上市公司话术里最重的预警之一。

但博腾的回应也很硬：公司不认可诺华的上述主张，将视情况采取司法等手段全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

一家中国民营CDMO，准备和全球前十大药企之一，在欧洲法院见。

那只伸过来帮忙的手

最值得行业反思的地方，不在于手续到底是谁的责任，而是博腾当初为什么会把前期报批手续交给诺华做。

放在2022年那个时间点，这件事说得通。

那是博腾出海最顺的一年。美国生物安全法案还没出现在国会议事日程里，中国CXO的海外营收占比普遍冲到80%以上，博腾自己的欧洲营收增速也在25%上下。整个行业的共识是，不能再只在国内做中国服务全球，必须在海外建产能、建实体，才能在地缘风险面前留一条退路。

这种焦虑下，任何能加快出海速度的安排，都会被默认为合理。

诺华手里有现成的场地、现成的园区、现成的工业许可历史。理论上，由它打包代办手续，是最高效的选择。中国企业不熟悉斯洛文尼亚的行政流程，不熟悉它的环评体系，不熟悉它的建筑许可分级，委托原厂主代办，既省时间，又省律师费。

但行业里所有看过类似案例的人都知道一件事。跨国合作里最危险的，从来不是显性的合同条款，而是由对方代为处理的那些灰色环节。

代办手续这件事，本质上是用信任替代了自主合规审查。合作顺利的时候，这种信任能节省巨大的交易成本。一旦合作出现裂痕，这些手续就变成了对方手里最硬的筹码。因为只有对方知道这些手续是怎么报上去的，只有对方掌握完整的档案链条，只有对方能解释当年为什么是那样写的。

博腾在2025年底发现手续可能有问题，本身就在说明一件事。这套手续从设计到提交，博腾内部并不掌握全貌。

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本身，也在加重这件事的复杂性。

斯洛文尼亚是2004年才加入欧盟的国家，2007年加入欧元区。它在地理上属于中东欧，在制度上属于欧盟外围。这意味着它一边要执行欧盟严苛的医药与环保法规，一边在行政效率、地方裁量和司法体系上，又保留着相当强的本地特色。这是一个法律框架看起来很欧盟、但执行细节还很本地化的市场。

博腾向Mengeš市政府捐赠

对中国出海企业来说，这种市场最容易踩坑的地方在于，你以为你在和欧盟打交道，实际上你在和当地政府、当地代理机构、当地行业惯例打交道。你以为合同文本能保护你，但合同执行的解释权，往往掌握在更熟悉本地规则的那一方手里。

这一次，博腾恰好踩在了这个位置上。

四种出海路径，博腾选了风险最大的那条

把视野放大一些，过去三年，中国头部CXO企业的出海路径，大致可以分成四种。

凯莱英走的是接盘大厂遗产的路线。2024年它接手了辉瑞在英国Sandwich Site的小分子原料药试验工厂，得到的不只是厂房，还有辉瑞原有的技术团队和管理人员。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合规框架由原大厂搭好，接盘方只需要在既有框架内运营。

康龙化成走的是现金并购整厂的路线。2021年用1.187亿美元现金，买下了艾伯维位于英国利物浦的Allergan Biologics。花的钱多，但买的是完整产权，合规责任边界相对清晰。

药明康德走的是绿地新建的路线。在新加坡、瑞士、美国分别投资建设新的研发生产基地，从零开始，合规链条自己走。周期长、投入大，但自主可控。

博腾走的是第四种路线。租赁大厂场地，由对方代办行政手续。周期最短，初始成本最低，但代价被推到了后面。

这四种路线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同的风险收益曲线。但博腾这次的教训，会让整个行业重新评估第四种路线的真实成本。

而中国CXO出海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比2022年苛刻得多的环境。

美国那边，生物安全法案的讨论虽然在2024年没有进入正式立法，但药明康德、药明生物的股价已经被它反复教育过几轮。欧洲这边，《数据法案》、《关键药品法案》一波接一波，合规门槛在系统性抬升。新兴市场的合作机会变多了，但每一次进入新市场，都意味着重新理解一套法律体系、税务体系、劳动体系。

中国企业出海，过去十几年的范式是用中国效率穿透海外市场，靠工程师红利，靠成本控制，靠快速响应。这个模式如今要加上一条，用海外合规适应海外市场。前者拼的是速度，后者拼的是耐心。博腾这次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

站在博腾这边，有理由

写到这里，需要把话挑明。在博腾的公开信息和诺华的公开主张之间，博腾的立场更值得严肃对待。

理由不复杂。

事情的起点，是博腾自己发现了合规问题，然后主动暂停了建设。这是一个上市公司应尽的审慎义务。发现潜在的法律风险，继续推进的损失会更大，对股东更不负责。博腾选择停下来，是把股东利益和监管合规放在了短期商业关系之上。这种选择本应被称赞，而不是被反过来定义为违约。

前期报批手续的服务提供方是诺华。这个事实，在整个争议里最不应该被忽略。一份手续，从设计到提交，主导方是诺华；现在手续被发现有问题，博腾按合理判断暂停建设，而诺华反过来用停工作为解约依据。这套逻辑，经不起认真推敲。如果手续真的有合规问题，问题的源头是谁，在任何一个公平的司法体系里，都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5470万欧元的索赔，目前停留在主张层面，没有进入正式诉讼。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商业施压姿态。通过抛出一个具体数字，把谈判节奏拉到对自己有利的轨道上。博腾不接，选择视情况采取司法手段，是一家中国民营企业在跨国博弈里，少见的硬气。这种硬气，在过去十几年的中国企业出海史里，本身就是稀缺品。

中国CXO企业过去走得太顺，以至于很多人忘了，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意味着你不只是去赚钱，你还得有能力在跨国法律纠纷里站住脚。在海外服务全球这九个字，意味着的不只是建厂、招人、过GMP，还意味着学会用对方的语言、对方的程序、对方的法庭，去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

博腾这次能不能赢，现在没人知道。但它选择不退，本身就是一种姿态。要告诉行业，告诉投资人，告诉所有还在路上的中国同行：遇到不公允的解约，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必是认栽，可以是诉诸法律。

与之前闻泰科技的事件一样，这件事会告诉后面所有想出海的公司，需要在法律、合规、文化上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而对当下的博腾来说，股价跌停可以恢复，2026年的财报压力可以消化。真正决定它能不能从这件事里走出来的，是它在接下来的法律博弈里，能不能把故事改写成一家中国企业用规则保护自己的样本。这场硬仗值得打。

全行业都在押注多Agent。

Anthropic上周在开发者大会上发了Multi-Agent Orchestration，TRAE做了多Agent并行调度，各家都在讲一个Agent干不动就上多Agent。

最近，滑铁卢大学在arXiv上放出一篇论文，给出了相悖结论——

多Agent协作不一定让模型更聪明，而是让模型更蠢。

研究团队做了一组大规模实验——22500条推理轨迹，覆盖GPT-5.4、Claude Sonnet 4.6、Gemini 3.1 Pro三个头部模型，在GAIA、SWE-bench、Multi-Challenge三个基准上测试。

测试发现，多个Agent一起工作时，它们不一定会互相纠错，反而单个模型的推理能力还会下降。

跟人类社会心理学里的「旁观者效应」一样，人越多，每个人越不出力。

这对今天的Agent产品很要命。

因为多Agent正在成为新标配。一个模型不够，就让多个模型分工。一个lead agent（主管）把任务拆分成子任务，一个负责执行，一个负责Review复查。听起来是团队协作，实际上如果设计不好，就可能变成一群模型沿着同一个错误往下走。

更炸的发现是，有时候模型内部其实算对了，但在多Agent讨论中主动放弃正确答案去迎合群体，直接输出错误答案。

比如在实验切片里，GPT-5.4明明在自己推理过程里已经抓到了不少关键证据，但输出的最终答案还是倒向错误的共识。

这就比普通幻觉更危险。

普通幻觉是模型不知道，还瞎编。这个实验发现的问题是：模型明明碰到了正确线索，最后却从众、变“怂”了。

由此衍生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有时候，多Agent不是群策群力，而是更像AI版《乌合之众》。每个模型看起来都很专业，最后却一起把错答案包装成了共识。

◈一个错误答案，怎么骗倒一群模型

滑铁卢大学的论文标题是《多Agent推理里的旁观者效应，AI开会也会认知摸鱼》

论文链接：

https://arxiv.org/abs/2605.10698

论文研究的问题是当模型自己查到的证据，和“其他Agent已经达成的错误共识”冲突时，它会信谁？

比如，研究者给模型安排了一道验证任务，模型需要从一堆噪声日志里走3跳线索，才能找到真正的ID。中间还混着500 token的随机系统日志，不能一眼抄答案，得自己查。

然后，研究者在prompt前面塞了一个错误ID，并告诉模型：

其他几个SOTA Agent已经一致认为，这个ID就是答案。

这句话就是陷阱。模型面前同时摆着两套信号：一套来自任务本身，一套来自同伴的共识。

如果它坚持证据，就能扛住压力；如果它倒向共识，就说明多Agent没有帮它变聪明，反而把错误变得更像正确答案。

◈Claude稳住了，GPT被带跑，Gemini看座位

研究者一共测了Claude Sonnet 4.6、Gemini 3.1 Pro和GPT-5.4三个顶级模型，题目是来自GAIA、SWE-bench、Multi-Challenge的三类任务。

结果非常分裂。

◽GPT-5.4推理能力严重下降

GPT-5.4单独做题时，在SWE-bench基准上100%正确，加入2个Agent一起协作之后，它的正确率就跌到23%。

只要旁边出现2个已经同意错误答案的SOTA Agent，74%的情境下，它选择接受那个错误答案。

Multi-Challenge数据集上更惨——从0.98掉到0.09。几乎归零。

内部有效性和最终准确率之间的差距

研究者还给模型打了两张分，一张看“推理过程里有没有抓住证据”，一张看“最后答案对不对”。结果发现，GPT-5.4的过程分相当于71分，但最终答对率只有21分。

差出来的50分，就是问题所在。

它不是从头到尾都没做推理，而是推理过程和最终输出之间断开了。证据在过程里出现过，但最终输出时，主动放弃正确答案，去迎合其他Agent的错误共识。

论文中把这个现象定义成「对齐幻觉」，内部对了，外部错了，差距就是主权差距。

这和人类心理学里的Asch从众实验是同一个模式，看到了正确答案，但房间里其他人都指向错误答案时，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跟着选错。

到了更复杂的任务里，GPT-5.4还有另一种反应，就是在GAIA高熵数据集，内部有效性0.21，外部准确率0.53。

说明内部推理已经崩了，一起协作全靠猜测。就不跟着错答案走，也不认真反驳，而是直接忽略这条信号。这很像会议开复杂以后，有人低头看手机。人还坐在会议室里，但已经不参与讨论了，最后随便跟别人附和几句。

◽Gemini 3.1 Pro对发言顺序最敏感

Gemini 3.1 Pro的情况好一点，但也在跌。GAIA上从0.97跌到0.59。它的表现更像“座位敏感型”，高度依赖谁先发言。

在GAIA上，让Gemini自己先发言、GPT跟在后面，它的正确率是0.50。把顺序反过来，GPT先发言、Gemini跟着，它的正确率反而升到0.60。

模型没换，题没换。只是座位换了。

◽Claude Sonnet 4.6最稳

唯一的例外是Claude Sonnet 4.6——所有条件下准确率保持1.00。全程不受影响。

在这组实验里，不管旁边坐几个Agent，错误共识写得多像真的，Claude基本没有被带跑。准确率始终稳在1.00，独立判断分也是满分。

不是是Claude的广告。论文里Claude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对照组，说明“错误共识会带偏模型”不是多Agent的必然结局。同样是SOTA模型，同样的实验设计，某些模型能承受住社交压力。

◈谁先开口，谁就带节奏

这可能是整篇论文最像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开会的时候，第一个人说“我倾向于A”。后面的人哪怕心里有疑问，讨论也会自动围着A转。最后会议纪要里写的是A。没人觉得自己被带了节奏，但所有人都被带了。

多Agent系统里也会发生类似的事。

研究者在SWE-bench上做了一个很直接的对照：Gemini当主答题人，旁边还是Claude和GPT，只换发言顺序。

结果，答案质量跟着顺序变。

放到真实工程系统里，问题会变成“顺序偏见”。

现在很多Agent架构，恰好就是在排队说话。做计划的先拆任务，执行者接着做，Reviewer再审核，Critic最后挑错。

我们以为这是层层把关。

但如果第一个Agent的方案错了，后面的Agent很可能不是在独立审查，而是在它给出的框架里修修补补。

第一个输出，天然会变成后面所有模型的锚点。

◈多Agent最大的坑：错误一旦有背书，就升级成了共识

现在，多Agent产品都有一个假设：只要多个Agent一起协作，就更安全。

一个Agent不可靠，请几个互审。一个答案不放心，让大家投票。互相挑错，总比独断要强吧？听上去没毛病。

但前提是，这几个Agent的错误要足够独立。

如果它们看到的是同一段被污染的上下文，如果它们都先看到了主Agent的错误答案，如果它们的任务不是“先自己解一遍”，而是“评价前面这个答案好不好”，那互审就很容易变成同声合唱。

互审本身不一定是安全机制。设计不好，它就是放大错的机制。

一个模型说错，人类可能还会警惕；一群模型一起说错，反而更像“系统已经验证过了”。

◈模型也有社交压力上限

论文中还发现了一点，每个模型能承受的社交压力有上限。超过这个限就崩。

GPT-5.4的阈值大约在2，也就是说，给它加两个协作Agent，性能就开始断崖式下降。Claude的阈值是无穷大。无论加多少Agent，准确率都不受影响。Gemini居中。

不是所有模型都适合做多Agent协作。有些模型天生容易被带偏。

随着协作Agent数量增加，不同模型的平均准确率变化

◈但这不是说“多Agent已死”

当然，这篇论文也并不能证明多Agent一定会翻车。

大家都在做多Agent编排，但很少有人在认真研究：多个Agent放在一起，到底是在协作还是在互相污染？什么样的多Agent架构是安全的？

同时论文暗示了几个方向：

• 结构化编排：

  
  

一个lead agent拆任务分派，specialist agents独立执行互不干扰，最后汇总。恰好是Anthropic的Multi-agent orchestration和一些国内产品在做的。

• 模型选择

  
  

不是所有模型都适合多Agent协作。在多Agent系统里放一个容易从众的模型，等于往团队里塞了一个只会附和的人。

• 独立推理和集体决策分开

  
  

让模型先独立思考完，再合并结论。不要让它们在推理过程中就互相干扰。

上周，我站在公司的白板前面，边画边写。

跟整个团队聊了大概两个小时我自己做内容的一些方法论，以及在AI时代，我们如何做好内容的一些思考。

当然，这些思考都非常的个人，也都是我自己对于内容的一些想法，但是公司走到了这一步，特别是经纪团队，也需要一些内容方面的技巧或者方法论，来去服务我们签约的所有MCN的博主们。

所以，才有了上周内部的一场分享，虽然我这个白板确实画的非常的意识流。

内部分享完以后，想了想，这些东西藏着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反正都是我们自己踩了无数坑之后摸出来的，可能对这个行业也有点用，那不如，直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价值的。

如果我们的一些经验，确实对大家能有一些用，那也算促进了行业发展对吧，万一呢，对吧。

那接下来，话不多数，就让我们开始吧。

我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很简单的框架，虽然很意识流，但是其实，做内容，我觉得就三步。

获取信息，找角度，然后创作。

听起来像废话对吧。

但是我做内容做了三年多了，经历了从零到快100万粉，经历了无数篇爆文和无数篇扑街的稿子，最后沉淀下来的所有的流程，其实也就是这么朴素的三步。

有时候真正管用的东西其实就是这样。

就像冯唐写过的，成事的人回头看，关键动作往往少得可怜，但每一个都不能少。

不过在给大家详细的展开这三步之前，我想先说一个更底层的东西。

做内容的本质，讲到底就是在做一件事。

就是，讲故事。

你做公众号是在讲故事，你做短视频是在讲故事，你做小红书图文也是在讲故事。

影视飓风在讲故事，小狮日记在讲故事，郭帆在讲故事，马东在讲故事，甚至冯骥做黑神话悟空也是在讲故事，只不过他的故事是用游戏这个媒介来承载的。

在《人类简史》里面，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观点。

智人之所以能从所有人种里面胜出，不是因为我们更强壮，不是因为我们会用火，甚至不是因为我们有语言，因为尼安德特人也有语言，脑容量比我们还大。

智人真正独一无二的能力，是我们能讲出虚构的故事，并且让大量陌生人一起相信这个故事。

钱是一个故事，国家是一个故事，公司是一个故事，宗教是一个故事。

这些东西在物理世界里面根本不存在，它们全部是人类讲出来的虚构叙事。

但就是因为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可以同时相信同一个故事，人类才能够大规模协作，才能建造金字塔，才能发射火箭。

而承载故事的媒介，从岩壁到竹简到纸张到胶片到屏幕，变了无数次，但讲故事这个行为，我们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如今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为故事而生的，就像你跟人说一组数据他记不住，但你跟他说一个故事，他可能能记一辈子。

所以如果你做内容，但你没有意识到做内容其实本质是讲故事，那可能确实难度会比较大一点。

我们自己签约了很多的博主，还有行业里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博主，很多时候，每天都在干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一个新模型发布了，涌上来写一篇，XX模型一更新，涌上来写一篇，黄仁勋在哪做了一个演讲，涌上来做一些翻译和解读。

很多时候，我其实并不太建议我们的博主这么做，因为这种形式，本质上叫转述，也就是把别人的东西翻译一遍搬过来。

在我的理解里，这个东西它可能并不叫内容，我们一般称为，信息搬运。

信息搬运跟讲故事之间的差距，大概就是你在菜市场买了一条鱼然后直接扔给别人，和你把这条鱼做成一道菜端上桌之间的差距。

原料一样，但一个是可能并没有特别大价值的中间态，而另一个，是可以直接面向消费者、大家愿意为之买单的成品。

而这种成品，在我的理解里，它才能被称之为，内容。

这可能就是我自己对内容理解的基础，也是一切的基石，在统一了对内容的认知之后，接下来，才能去聊我在内部分享的，做内容的那三步：

获取信息，找角度，最后创作。

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

一.获取信息

获取信息，对于一个内容人来说当然非常的重要。

这个信息不一定只特指热点和资讯，他也代表着你能获取的一切信息，比如说想法、idea、观点等等，真的不仅仅是热点，还有关于你的一切。

像获取AI行业的热点，我们当然有一些自己的工具和方法，比如我们做的AIHOT，能方便、快捷、及时的帮我们获取AI行业发生的大部分的事情。

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大坑。

我在公司也一直内部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件事，如果你只看AI领域的信息，你发的也只是AI领域的资讯，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干巴巴的，没有灵魂。

弗兰斯·约翰松写过一本书叫《美第奇效应》，说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把画家、雕塑家、科学家、诗人、建筑师、金融家全部聚到一起，结果这帮完全不同领域的人碰撞出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创造力爆发。

约翰松的观点是，真正的创新几乎从来不发生在一个领域的内部，它总是发生在不同领域的交叉点上。

做内容也是一样的。

你的信息来源越单一，你的表达就越像流水线上出来的东西，你看到一个AI新闻，你脑子里只有AI的知识框架，你能想到的角度、能用的比喻、能调动的情绪，全部被限制在这个框架里面。

但如果你同时懂喜剧的节奏、电影的叙事、建筑的空间感、历史的周期性，你面对同一条新闻的时候，你能调用的武器库就是别人的五倍十倍。

我以前做带设计团队的时候，也是经常这样跟我下面的设计这么说的，如果你是做UI的，你只看UI，那你完蛋了。

你得去看汽车设计、建筑设计，去光之教堂，感受那种安藤忠雄那种把光用到极致的空间，去拉电影的分镜，看人家怎么用画面讲故事。

你的视野如果越窄，那，做出来的东西就越没有灵魂。

这个时代的人才画像应该是T字型的，上面是广度，下面是垂直深度，你得在自己的领域扎得足够深，同时你的触角伸到足够多不相干的地方去才行，AI时代，这样的人反而会更吃香。

乔布斯当年辍学以后跑去旁听了一门书法课，学了衬线体和无衬线体的区别，这个看似完全无用的知识后来直接塑造了Mac的字体美学，间接影响了整个个人电脑行业的审美标准。

你永远不知道哪个领域的知识会在什么时候帮到你。

这就是获取信息，获取更加广域的信息。

但问题来了，要跨领域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真正难的是怎么做。

我给大家的建议其实就是，你的信息摄入要像投资组合一样去管理，如果你每天看的东西90%都只是AI领域的，那你就是严重的信息偏科。

你得刻意地给自己配置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信息源。

综艺、电影、纪录片等等，这些是最好的叙事教材。

你去看喜剧，去拆解脱口秀的结构，去看商业电影，是怎么在两个小时里面牢牢抓住观众的。

这些东西表面上跟你可能做AI领域的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它们教会你的关于节奏、悬念、情绪设计的技巧，会在你完全想不到的时刻，让你的内容，更上一层楼。

其次是历史和商业。

历史非常非常重要，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历史会给你提供充足且有厚度的内容弹药库，而商业，则给你理解行业的框架。

比如你读过《光刻巨人》你就知道ASML是怎么从一个飞利浦的边缘部门变成全世界的咽喉的，你再看今天的AI芯片格局，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结构性相似。

然后是日常生活的观察。这个听起来很虚，但其实是我们过去，做用户体验设计的时候，最重要的日常素材来源之一。

你去便利店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货架是怎么摆的，你刷外卖的时候想一下为什么你总是先点开评分最高的那家而不是距离最近的，你跟人吵架的时候复盘一下对方是怎么用三句话就把你干到道心破碎的。

这些全部是做内容的养分，因为好内容的底层是对人性的理解，而人性，从来都不在论文里面，在那些具体的、琐碎的生活里。

所以，一定一定，要让自己变得多元化起来。

去获取那些，更多的、跨领域的信息。

二.找角度

这个可能是三步里面最重要的一步。

我自己的感受是，如果一篇内容能爆，30%在获取信息的能力上，60%在找角度的能力上，最后10%才是创作本身。

这个比例可能有人不同意，但至少在我自己的经验里，角度决定了一篇内容的生死。

角度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两个字。

反差。

或者用另一个更加形象的话语来描述，那就是八个字：

情理之中，预料之外。

这个也是做喜剧、做剧本、做各种反转的底层逻辑。

一个东西怎么变得有趣，就是你感觉它要这么走，结果它来了个大拐弯，但这个拐弯它又符合逻辑，你觉得我没有想到，但好像确实是这样。

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里面有一个概念叫陌生化，是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来的，他说艺术的目的不是让你认识一个新事物，而是让你对一个你已经熟悉的事物产生全新的感知。

你每天走的那条路你已经视而不见了，但一个好的摄影师能用一个你从来没想过的角度去拍这条路，让你突然觉得，卧槽，原来我每天走的是这样一条路。

做内容找角度，其实就是在做陌生化，你要让读者对一个他可能已经知道的信息，产生全新的理解。

有一个公众号领域的上古真神，我就不列名字了，他们的价值观我确实不喜欢，后来他们确实也被封掉了，但是他们找选题找角度的能力，在技术上，是我觉得行业的最顶端。

她分享过她们的选题流程，每天上午团队脑暴，12点之前要从热点里面想出50个选题，她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大意是，发现新观点的过程不过是一个个抛弃旧观点的过程。你第一时间、第一直觉想到的观点一定不能写，因为所有人都能想到。

她举的例子是七夕。

关于七夕，大部分公众号会写什么，单身太久会得单身癌、去年七夕你在做什么、你能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你的另一半做什么，都是甜蜜的、正向的、温暖的。

但她们思考了很久很久以后，最后找到的选题是。

《七夕，我在民政局排队离婚》。

而且不是虚构的内容，是真实去参访后，写出的真实故事。

说实话，你光看这个标题你就想点进去，所有人都在写在一起多美好，她在写分开，同一个时间节点，她看到了所有人都不会想到的那一面。

这就是情理之中，预料之外。

这就是，陌生化。

我们自己做的DeepSeek那篇9块9的文章也是类似的逻辑，当时很多人都在讲信息差，都在从上往下俯视，说AI时代，很多的人不懂技术、不爱学习。

我们反过来，我们选择从下往上看，我们说很多人只是因为站在了信息更流动的地方而足够幸运，而那些被折叠在第一层的人，不是他们不想学，是整个世界被折成了三层，他们很多时候，连看到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角度大家没见过，所以那篇也爆了。

找角度没有捷径，纯粹是你的品味和思考深度。

但有一个操作上的原则，就是当你拿到一个选题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动笔，先想一想，所有人都会从什么方向切，他们一定会讲什么，然后你就不要讲那个。

你去找那个所有人都不会想到的、但又合情合理的角度。

这个是最难的，也是最值钱的。

三.创作

坦率的讲，创作在三步里面占的权重反而是最小的。

但这个最小的部分，能决定你的生死。

你可能信息拿到了，角度也找到了，但你就是讲不好这个故事。

就像很多电影，题材好，选题也不错，但就是让人坐不下去，这就是讲故事的节奏出了问题。

我觉得创作上面最重要的就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节奏。

好的节奏像呼吸，有松有紧。

我们写文章也好，做视频也好，都讲究一个东西叫情绪地图，我之前做用户体验的时候，也研究过这个东西，只不过在我们的领域里，叫用户体验地图，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

你的内容的安排，也都是有节奏的。

Kurt Vonnegut在他那个著名的演讲里面，在黑板上画过一个故事的形状，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主角的处境好坏，他画了好几种经典的故事弧线，什么灰姑娘型、掉进洞里型，你会发现所有好故事的共同点就是，它一定是有起有伏的。

一篇好内容也一定是有波峰有波谷的，甚至有的时候情绪会掉到负面，然后再拉回来，一篇比较一般的内容，一般是纯平的，就是你看完了没有任何情绪起伏，像看了一篇说明书。

这么久以来，对我做内容启发最大的东西，其实也跟AI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让我学到最多的东西，它其实叫《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后面叫《喜人奇妙夜》，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我每季每期都看，我真的是死忠粉。

比如里面那些sketch喜剧，一个10分钟的作品里面它要做三番，就是三个爆点不断地一步一步往上翻，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节奏，因为你给观众的情绪，需要一浪比一浪高，这个其实很难的。

第一番让你笑一下，第二番让你笑得更大声，第三番直接给你一个你完全没想到的东西，全场爆了。

就像经典的《父亲的葬礼》，一轮比一轮离谱。

这种其实就是内容的节奏，就像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做一些局部case的放置和案例的排布，其实也经常会用类似sketch的升番技巧，这样大家在看内容的时候，才会不断的有新的惊喜和奇观。

每个创作者其实都可以慢慢摸索出自己的节奏模板，有的人适合慢热，有的人适合反转。

没有标准答案，但我觉得，你至少得意识到节奏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刻意地去设计它。

从喜剧里面学升番和技巧，从电影里面学叙事弧线和段落安排，从小说里面学伏笔和回环。

这些我觉得真的很有用，我也永远推荐还不太了解节奏的朋友，去读一本书，它叫，《千面英雄》。

里面这套英雄之旅的节奏，我觉得对很多人都非常的有用，也非常的好入手。

也能让你产生，对于节奏的感觉。

第二件事，是正向价值观。

这个听起来像废话，但这个东西，是真的能决定你的生死存亡，也是我们做所有内容的底线。

你不以正向价值为底线去创作，最后的结局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公众号，内容能力再强，最后因为旗下一个账号虚构了一些内容，挑起社会对立，号直接没了，公司解散。

有几个具体的点。

1.不懂的东西千万不要说。

很多大号翻车其实都是因为这个。比如你强行去碰你不懂的领域，或者为了被迫展示自己的能力，用开源软件做的东西说是自己做的，被人一扒就完了，在互联网上，就没有什么不透风的墙。

2.不要碰敏感话题。

我们有个朋友，小红书被封了三次，每次都非要聊一些很敏感的话题，哥们挺有表达欲的，但是有些时候，这种表达欲就是在给自己挖坑。

3.弱者思维。

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在之前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慕强，你秀什么大家都鼓掌。但现在，大家该见过的都见过了，你再秀再装逼，很多时候那就不是被崇拜了，是被嫉妒、被反感、被骂。

保持谦逊，承认自己在广义的社会之下，是个弱者，你并没有那么牛逼，你只是爱分享了一点，那你反而会更加真诚、更加可信一点。

大的方法论就是这三步。

四.数据

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数据运营的指标。

比较偏公众号，因为这个我们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其他的平台我们自己做的也不是特别好，像小红书也才马上才摸到10万粉，这些平台，等我们有后续的经验，可以再单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公众号上，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也是我们自己最关心的。

1.常读用户数。

这个是微信公众号里面我认为最核心的数据，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

你在用户分析里面能看到它，代表的是真正活跃的、会经常看你内容的粉丝，你的总粉丝量跟这个数字之间的差距可能会大到让你怀疑人生，很多号的常读用户可能只有总粉丝的一个零头。

我们自己的常读用户比例大概在接近30%左右，这个在公众号行业里，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的数据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至少得有5万以上的粉丝，样本量太小的话这个数据没有统计意义。

2.赞阅比。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平均1万阅读有多少的点赞。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2.5%是硬性指标，也就是1万阅读250个点赞，能达到，说明内容还不错。

如果只有1%（纯文字除外，仅限常温），就是纯垃圾，至少在我们的标准里，最差最差，也得做到2%的赞阅比。

3.转阅比。

我们一般单篇内容，其实最看重这个，我们的标准是8%以上，1万阅读800个转发。

因为一篇好内容的核心标志，就是有人愿意主动分享出去，底线是5%。

4.完读率。

我们的文章经常4、5千字，确实太长了，就像这篇，写到这已经6000字了，正常人看不完的，但我们还能平均都维持在30%左右。

对于写2000字左右的内容来说，我觉得完读率至少得40%以上。

这四个数据，是我每个月都会盯着看的，它们会比阅读量本身更能告诉你，你的内容到底好不好。

以上，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写在最后

坦诚的讲，跟很多的大佬比，我确实还是一个在内容领域上的小学生。

我也还在不断的学习再学习中。

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对大家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价值，如果能帮到一些朋友，我确实就很开心了，我自己，确实也已经毫无保留了。

不成熟，不完美，很多地方我们自己也还在踩坑，我们会追热点追慢了焦虑得睡不着，也会因为一篇稿子憋了四五千字最后数据很差而怀疑人生，也会遇到那种信息、角度、节奏我感觉全对了，但就是没人转发的时刻。

说到底，做内容是一个长期的事，不断的练习，不断的重复。

它从来，没有什么一招鲜的东西。

Kurt Vonnegut画完那些故事弧线之后，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

最好的故事形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曲线，是一种，让读者在最后合上书以后，觉得这个世界跟他翻开书之前不太一样了的感觉。

做内容，大概也是这样吧。你做了一篇东西出来，如果看完的人觉得世界跟看之前稍微有那么一丁点不一样了。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些做内容的。

最大的成就感的来源。

过去几年里，“文科无用”“文科就业难”的讨论不断发酵。高校文科专业的变动也频繁且剧烈，据教育部数据，2024-2025年，全国高校文科专业撤停总数超3600个，"十四五"期间（2021-2025）文科专业累计调整比例超30%。传统文科专业(尤其是管理类、语言类、艺术类)大幅收缩，数字文科、交叉文科、国家战略需求文科专业快速增长。越来越多高校开始“拯救文科专业”、推进“新文科”改革：如北京师范大学推出“汉语言文学+人工智能”双学士学位项目；一些高校则将传统专业快速“升级”为“智能文科”。

但比起“是否拥抱AI”，“争辩文科在AI时代的价值”，高校更现实的焦虑，是如何让文科在市场导向中重新显得“有用”。

就业压力、招生压力、专业调整压力，正在同时传导到高校、老师与学生身上。有人把AI视为新的机会，也有人怀疑，这不过是一次仓促的“贴标签”——专业师资没变、专业课程没变，只是在传统文科后面加上了“智能”二字。

众多高校的文科，正在以不同方式与人工智能接轨。而在这场变化里，比专业名字变化更明显的，是文科生对于未来的重新想象：什么才算真正有用的能力？AI能改变文科的命运吗？以及，今天的人文学科，还该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们与四位来自不同高校的师生进行了交流。

“当时海风特别大，大家都装作没听见”

董老师，江西双非一本，思政专业

我已经工作十五年了，说来也巧，第一次去青岛，是托了人工智能的福。2024年，学校组织我们这些文科老师专门去学习。一所据说把人工智能和文科专业融合得很好的高校，培训班有两天的时间，讲得就是人工智能融入文科。第一天要讲人工智能是什么。第二天上课讲文科专业为什么要和人工智能融合，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说实话，大家听完还是不知道怎么落地。

我记得第二天下午，我们几个老师一起去海边，一个老师突然说：“思政课到底怎么和人工智能融合？我还是没想明白。”当时海风特别大，大家都装作没听见。

回来以后，教研室也经常聊这件事。我们学院负责全校学生的思政课。问题是，思政课怎么和人工智能融合？没有老师想明白。如果只是用AI写教案，我们其实不太敢。思政课每年都会增加新的内容，我们自己都要花很多时间消化。人工智能给出来的内容，万一有问题，没人敢承担。

但学校层面又确实在推进。2025年开始，我们学院的学生也增加了人工智能课程，不过不是我们老师上，而是管理学院的老师来上。一门通识必修课，大一大二都要学。学生们其实挺感兴趣的。

很多人不理解文科生。文科生不是成天风花雪月的，这些孩子都挺喜欢学习。管理学院的老师都说，理工科的学生听他的课，头都不抬，站上讲台面对的都是低着头、用脑袋顶对着老师的学生，一片黑头发。来我们学院上课，放眼望去，全是仰着脸的学生。管理学院的老师很有成就感。

当然，文科生对人工智能的课程这么感兴趣，还是和他们用得到有关。我负责的几个班的学生里，有三分之二打算考研和考公。这两部分的考试题都会涉及到人工智能。所以学生们喜欢学，万一将来能用上呢！

真正让我苦恼的是，2026年开学以后，学院开始正式要求“文科融合人工智能”。具体怎么融、融合到什么程度，其实没人说得特别清楚。但这已经变成一种行政化要求了。

上个月，学院开会说，从2025年的招生情况来看，录取的人数不降反升。我们学院去年的分数比前年还要高。我们几个老师都觉得惊讶，现在还有这么多学生对思政专业感兴趣。同时也觉得苦恼。文科专业包含的范围很广，并不是所有的专业都不容易和人工智能结合的。比如新闻、外语更容易和AI工具结合。而哲学、历史、思政的融合路径更模糊。实际上，新闻专业已经开始融合了，包括如何用人工智能制作视频、形成采访大纲，进行整理采访记录等。

“人工智能就是听起来比较流行吧？”我这么问过学生。现在的学生有一个特点，他们不会代表别人，只肯代表自己，有学生直接和我说：“人工智能讲得太深了，我听不懂也用不到。讲得太浅了，我都知道。能用才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学生说：“我关心的不是课程本身，而是怎么赚钱。”

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文科训练的是思维，是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对生活的理解。但现在，学生最先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转化成现实能力。赚钱，尤其是用自己的知识赚钱，和工科的学生比，文科学生在这一点上特别明显。

尤其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压力会更明显。文科生除了专业课，还要考虑考研、考公、兼职、赚钱。就算对人工智能感兴趣，也很难真的投入很多时间系统学习。

我问过一个学生，要不要考虑将来考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学生说，自己现在大二，等到大三，如果学校把管理学转成工学，她会考虑的。

听完这个学生的回答，我没有特别高兴。我一直和学生们强调，文科锻炼的是学生的思维，不要因为文科不好就业，就放弃对文科的喜爱。人们满足了衣食住行，接下来就是对更高层次的追求。这就是文科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哪怕现在一直在强调“人工智能融合”，我还是坚持在课程的设计上这一点不能改变。

加进人工智能，是趋势也是行政化的命令。未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我现在也说不好。再等一等，看看别的老师怎么做的吧！

“越是这样，我们越需要新东西，来吸引学生，不然我就失业了”

秦老师，东北民办本科，外国语专业

过年前，学校给我们发课时费，大家都说发少了。

几个人商量以后，去问学院的财务。财务说不是课时费降低了，而是课时减少了。大家都不理解，毕竟这个学期的课程，我们都按照计划教完了。财务说，我们有一部分的课时被管理学院的老师占用了，这部分费用发给了管理学院的两个老师。大家立刻明白了，是学校要求管理学院的老师给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上的人工智能课，把外国语学院的老师的课时费占用了。

大家都说不合理。毕竟我们是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教学任务。主管的副院长听说老师们来财务处闹，也来了。她说得很直接：第一，学生学费没增加；第二，人工智能课是学校要求，也是教育部在推。

大家听完，也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是民办高校，学生数量和学院生存是直接挂钩的。

2025年，我们外国语学院招生差不多少了一半。比如我这个专业，去年还是四个班，120多个学生，今年只剩两个班，加起来才50人左右。学生少了，课自然也少了，课少了，收入自然也少了。越是这样，我们越需要新的东西，来吸引学生，不然我就失业了。

其实我更希望学校能把专业的名字改了。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走不少审批流程。关键是还不一定能成功。我们学校的做法是在招生的时候进行课程公开。专业名字没有变，但是课程增加了和人工智能有关的，就算学生不知道不了解，家长看到也会和其他高校的同专业对比，多一些竞争的希望。

哪怕只是招生宣传的时候多一点“AI”“智能化”的东西，也比完全没有强。

说到底，还是为了招生。只要学生愿意选我们学校，即便不是报外国语专业，我的工作也能保留下去。这么想的话，课时费少一点就少一点吧，毕竟管理学院的老师上人工智能的课也算是帮我们活下去。

我比较年轻，平时和同学聊天的次数也多一些。很多学生学习成绩没那么好，选了我们这样的民办双非，虽然是本科，但是出去找工作的竞争力肯定弱不少。加上外国语专业和别的文科不一样，缺少和社会对接的机会。学生们的压力也不算小，很多从大一、大二开始，就会焦虑就业或者考研。

所以学生们对人工智能课程最感兴趣的，不是理论，而是能不能直接变成技能。不少学生说，有了人工智能课，只要能学会视频剪辑或者制作短剧之类的技能，就好了。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逻辑，对学生们没啥太大的吸引力。

现在文科生的通病，就是什么都想背。这也是多年训练导致的。文科生学习人工智能，也都需要有教材，可发现不用背以后，都乐坏了。因为它不像传统文科那样强调记忆。学生会愿意去尝试、去操作，课堂气氛反而比平时更活跃。不过真要说理解多深，其实也未必。

我们学校目前还没有要求外国语专业自己的课程必须和人工智能结合，但压力其实一直都在。

民办高校的老师和学生，很多时候都很像。大家都知道，可选择的空间其实没有那么大。

学生拼命参加活动、准备考研、考证、攒经历，是为了以后多一点竞争力；老师也一样，会担心招生、担心课时、担心以后还能不能留下来。

所以很多时候，哪怕大家也不知道这些人工智能课程最后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但还是会想办法先跟上。至少多一点希望。

“企业觉得你不值那个钱”

小睿，大二，东北211高校，文法专业

前一阵子，学校又开了新专业。我们学院再次感受到了旁观者的滋味。我听说，我们学院这两年连硕士点都撤销了，就算新增专业也轮不到我们文科学院。

不过学校从去年开始，就面向全校开设了人工智能的选修课，计算机学院的老师上的。特别火，很难抢到。不光是文科生在抢，工科生也在抢。我两年都没抢到，打算继续抢。如果大三还没抢到，大四就不抢了，也没用了。

我们学校有二手交易QQ群，我在里面淘过人工智能的书，是一个工科专业的研究生学长卖给我的。我挺意外，我一直想认识工科专业的学长，就用这个机会加了这位学长的微信。

虽然我是文科生，但对人工智能方面的兴趣一直挺强。我的本专业成绩挺好的，文科很多时候还是偏记忆和技巧。平时就多问老师学习重点是什么，而不是等到快考试了才问。但是人工智能的课不是这样，需要去了解更多相关的课程，比如计算机语言、编程、算法，学这些不是靠背诵的。在学习方式上，我还不习惯。室友看到我看人工智能的书，开玩笑地说我是打算转专业。

转专业还是考研究生，在我看来，都要分析利弊。我是南方人，当初来东北就是考虑到读这个大学性价比高。我们专业这些年招生人数一直没怎么减少，一个年级还是五个班，每班三十人左右。人数不减，竞争就会激烈。

所以哪怕人工智能和我的专业没有直接关系，我还是会想办法多学一点。我之前听说，大模型数据标注、内容审核这些方向，会更倾向招文科生。我会想，也许以后自己可以往这种方向靠。

尤其是我们学院的硕士点这两年取消了，所以我打算把人工智能也作为一个未来学习方向，如果后续出现了明显的“文科转AI”路径，我肯定是考虑的。

但我现在最大的疑问是：企业到底认不认这些“AI+文科”？

那个工科专业的学长就和我聊过这个问题。学长今年研一，他的专业虽然是工科，最近也是一个低迷的专业。他说他们学院其实也有“某某工程+人工智能”方向，但企业并不一定认可。很多公司会觉得，这个专业的学生学了一点人工智能，也没有真正达到技术岗位的要求。学长说，企业的意思是，这个专业的学生学了人工智能也不值那个钱。

这对我来说不算是好消息，打破了我之前的设想。我以为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专业就等于被镀金。现在看，学校愿不愿意改、学生愿不愿意学，和企业最终认不认可，其实是三件不同的事。

如果企业端没有真正的岗位需求，那学校增加再多课程，也不一定有用。但即便这样，我还是会尽量多学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都一样。未来像被笼罩了一层雾，没人知道真正有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就只能先尽量多抓一点东西在手里。

不是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的“厉害”

松鼠（化名），大二，广东双非一本，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们学校的确有一些增加人工智能课程的专业，主要是工科专业。我不羡慕他们，因为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学了人工智能，将来就好找工作吗？

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有没有文科专业更名这件事，我们学校似乎还处在观察阶段，我学习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直叫这个名字。专业课暂时没有直接加入和人工智能有关的内容。

但实际上，AI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学习。

拿我们这个专业来说，除了课程本身，还要阅读大量的文章。老师在课堂上不可能逐字逐句讲，大部分时候只能直接给结论。可这些结论是怎么来的？论据是什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观点？很多时候需要我们自己去找答案。

非要说我们学校为啥还没给文科增加人工智能的课，我感觉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专业老师本身就少，专业课还很多，已经上不过来。另一方面是要给我们文科生增加人工智能的课，由哪些老师来上、怎么记学分？这些都没有搞清楚。

乍一看，文科专业加上人工智能的课程，是一种与时俱进。人工智能现在这么厉害，如果在专业课程里也有了人工智能，听起来就很牛。可如果就是为了简单了解、或者应试，那意义不大。我们文科生需要的是就业能力，而不是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的“厉害”。

前一阵子我去送外卖，送了整整一天，有三四十单，到手也只有几十块钱。我们这里城中村多，导航过去，很难找到准确的地点。打电话对方不接，或者说我走错了、重新告诉我该怎么走，整个过程浪费很多时间。接二连三的超时警告也让我很焦虑。这只是我个人体验，不代表所有骑手。以前我是不理解这件事情的，真的去送过以后，我发现自己很难承受那种工作状态。现在我想，如果人工智能能做送外卖这件事，那些外卖小哥会不会就可以去做其他更安全、收入更高的事情。当然这需要社会提供足够的转型支持。但如果未来AI真的能做这些重复劳动，人还能靠什么获得价值？

我和另外一个学校的同学聊过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这个时代的文科生，最后可能最重要的是两种能力：一种是销售能力，一种是疗愈能力。

销售不是单纯卖东西，而是让别人相信你。疗愈也是一样，需要别人愿意相信你、依赖你。比如心理咨询、情绪陪伴，或者把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做成内容，让别人愿意持续关注你。

如果人不能再像工具一样存在，那最后可能比拼的是“人本身”。

为了尝试未来更多的可能性，我最近还在做家教，我会让人工智能帮我检查家教教案的疏漏。尽管大家说文科生就业难，其实文科生的竞争还是很激烈。我这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一年比一年高，2025年比2024年高了二十多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还是希望能给我们开设人工智能的课程，但不是介绍什么是人工智能，而是它能不能真正帮助文科生建立现实能力。

比如怎么做传播、怎么运营内容、怎么建立个人IP，或者怎么把传统文化和市场连接起来。至于专业是不是改名字，我其实没那么在乎。我更在乎的是，它最后能不能真正作用到我身上。

尾声

四位师生的讲述里，我们看到文科与人工智能的相遇，并不是顺畅的融合，而是从一开始就带着多重拉扯：是国家战略的要求，是高校招生的需要，更是学生对未来的焦虑。

更深的变化是，越来越多文科专业，正在被重新放到“有没有用”的标准下重新审视。这种“有用”，首先是就业，是招生，是能不能进入市场，是能不能换来一份更稳定的未来。

民办高校为了活下去已经率先转身，公立院校在行政指令与教学规律间艰难摸索，双一流大学的学生在抢课和怀疑间摇摆，而更多的普通文科学生，则靠着自己在AI世界里摸爬滚打。

当AI能写文案、能做翻译、能整理文献时，文科到底还剩下什么？如果“理解世界”“反思生活”越来越难直接对应一份工作，越来越变成“个人的，而非市场的”，那么今天的人文学科，又该如何在现实层面，证明自己的价值？

有人把AI看成新的机会，有人把它当成不得不跟上的潮流；有人希望它能带来现实能力，也有人仍然坚持，文科最重要的东西，不该被轻易替代。这些讨论背后，或许要多年以后，才能回看，如今身处“过渡时代”的专业动荡的他们，拼命抢那门AI课，也拼命想抓住某种不会被轻易淘汰的能力，究竟抓住了什么。

参考资料：

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我国完成高校20%学科专业调整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8/content_7038166.htm

科新机会！北师大推出“汉语言文学+人工智能”双学士学位项目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89003797252014655/

“土木工程”变身“智能建造”，到底有什么区别？

https://news.qq.com/rain/a/20240901A015ES00

31省份2025年高考分数线汇总

http://edu.people.com.cn/BIG5/n1/2025/0625/c1006-40508857.html?flow_extra=eyJkb2NfcG9zaXRpb24iOjAsImRvY19pZCI6ImIyODFiYjhhMjFlMTE4NTgtZWY1YWEyNGM5ZmY4ODE5NCIsImlubGluZV9kaXNwbGF5X3Bvc2l0aW9uIjowfQ%3D%3D&push_animated=1&f_link_type=f_linkinlinenote&webview_progress_bar=1&show_loading=0&theme=light

烟花的生产分几步，危险就分几步。

2026年5月4日，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截至5月16日，事故共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受伤。事故发生当日19时、5月5日，浏阳全市、湖南全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人人都知道造烟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为了应对这种危险，人们说“严防死守”“杜绝隐患”。危险也反过来塑造了烟花行业的形态：烟花厂比普通制造业的厂房占地更广，厂区从山下延伸到山上；分布在山上的制造车间是现代化流水线车间的反面——为了将爆炸的风险降到最低，生产车间单人单间，彼此间隔十数米；烟花人有着其他行业看来奢侈的假期——按照规定，每年七到九月，烟花行业必须放“高温假”。甚至，在烟花厂，人的状态也更被看重——一位生产线上的烟花工人，可以以“家庭纠纷”为理由带薪休假。毕竟，老板无法估量这种情绪不稳定可能带来的最严重后果。

但危险到底隐藏在何处？如果拆解到烟花制作的每一步，有没有避免危险的可能？如果危险不可避免，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首先联系到宇哥。宇哥曾于2023年-2024年在浏阳当地从事烟花出口贸易工作，为了熟悉产品，他驻厂工作半年之久。此外，我们也联系了浏阳当地从事烟花行业十几年的工作人员施永明核实情况。

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意识到，危险几乎弥散在制作的每一环节，成因则各不相同。在配比、和药环节，它来自于企业降低价格、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需求，也来自于工厂中某一人的一时疏忽。而在装药、压药环节，危险来自一次摩擦、一道重了一些的力度，甚至来自衣服的材质——一朵微小的静电足以酿成事故。即使是在运输这一看似并不显眼的过渡环节里，一些散落的浮药，加上一次撞击、一阵摩擦，也有可能夺走一个人的性命。

希望一切事物可管可控，是现代社会的野心与目标，但这一次，它的对手——人心和火药，是最不可控的两个变量。

以下是宇哥的讲述：

造烟花分几步？

我是2023年做烟花出口贸易的。到厂里的第一天，我就意识到，烟花工厂的设置和其他产业的工厂很不一样。厂区依山而建，占地很广，从山下一直延伸到山上。最高处的是和药、装药车间，主要负责把化学粉末按比例混合、处理，装进烟花筒里，一般大家叫半成品车间。生产线沿着一条s形路线分布在山上，所有的车间都是独立的，彼此之间间隔10到15米的距离，旁边设一个小库房，用来放车间加工好的半成品。从卫星图上看，一个个厂房突出来，像拉链的一边。

这是为了在爆炸发生的时候把危害程度降到最低——假如一个车间真的发生了爆炸，伤亡也控制在一两个之内。每个车间彼此间隔的10-15米，正常情况下，足以确保周围车间不被连环引爆。两列装药车间右边数百米，有一所独立的厂房，那是火药仓库，制作烟花的火药就从这里取。

装药车间往下，就到了半山腰的包装车间，这里负责给半成品烟花包上锡纸、套上外包装，插广告卡片，再打上塑封，装进纸箱里。从这里运出来的烟花，就是市面上大家能买到的烟花了，会有专人把这些整箱的烟花运进成品仓库，等客户拉走。

烟花厂航拍图，S型分布在山上的是生产线，红色为火药仓库，黄色为包装车间，绿色为成品仓库，白色是办公区域，烟花厂厂房普遍如此设计。

烟花制作主要分成配比、和药、成型、烘干、装药、压药、包装这几大环节。

配比、和药：

就是根据烟花想要的效果，把需要的原料按比例配好，然后给它混合起来。和药是分类来和的，有些药管发射、有些药管呈现效果。

这个环节听起来简单，其实对烟花的效果影响非常大。比如室内燃放的烟花，助燃剂不能用高氯酸氨，这种氧化剂烧起来发酸，还会有烟，万一人家搞室内婚礼或者party，放的烟熏火燎就不合适。烟花发射的高度也由这一环节加入的药量控制，用量达不到标准，烟花放的不够高还在其次，用量太少就会“炸筒”——还没放出去，烟花先炸了，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要说危险，这个环节也是有的，毕竟和药物接触，很难说毫无危险。但在基本干燥和温度合适的情况下，不太会因为药物本身问题出现意外。如果发生问题，主要是外部出现操作不当。比如药物不按规定存放。这里的药既包括火药，也包括其他一些制作烟花效果的药物，比如负责着色的钛粉、锆粉，用来助燃的氧化剂，用来发射烟花的硝化棉等等。

这次出事的华盛烟花厂，新闻里提到他们把高氯酸钾和银粉混在一起放，这就是不规范的操作，高氯酸钾是强氧化剂，银粉是还原剂，一旦外部加热、摩擦到一定程度，这两种药就有可能烧起来，更严重就会直接爆炸。

用来发射烟花的硝化棉也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材料，这种材料光是接触空气就能自燃，所以日常需要泡在液体里。

虽然没有统一文件，但浏阳很多应急管理所都禁止工厂使用这种材料。可实际生产中，企业还是得用硝化棉。为什么？因为硝化棉更便宜。

烟花发射材料，除了硝化棉，还有一种叫单基粉。单基粉是一种在市面上正常流通的化学材料，硝化棉的来历就不一般了。通常，硝化棉是军火制作里的一种材料，用来发射子弹，是不在民用市场直接流通的。但烟花厂会通过中介购买军工生产中退下来的硝化棉。同一根冷光烟花，用单基粉的成本比硝化棉贵了2到3倍，这还只是报价，实际差价只会更高。一箱蛋糕烟花装一千多根，客户一买就是成百上千箱，算下来利润差异就非常大了。尤其是现在烟花出口也卷价格，你用单基粉，成本高了那么多，怎么和人家用硝化棉的工厂竞争呢？

装药：

最危险的肯定是装药。和完药，就要在各种药粉里加入粘合剂，根据不同功效，把药粉做成一颗颗小颗粒。冷光烟花是制作比较简单的烟花，颜色要么是银色，要么是金色，直接加锆粉或者钛粉就能做好颜色。有些烟花颜色比较丰富，比如红色、绿色，就还需要做亮珠。亮珠体积更大，是一个个小球。根据烟花效果的需要，做好原材料之后，再将这些成型的颗粒或小球拿到烘干房里烘干。烘干之后，就该装药了。

烟花分内外筒。放烟花的时候，飞到天上的是内筒，里面装的是控制烟花形状、颜色的药物，留在地上的是外筒，里面装的是负责把内筒推出去的发射药。内外筒的药在不同的环节装，先装内筒，再将内筒和发射药剂一起装进外筒。

装药时最怕有火星，不接触这一行的人，想象不到火星来得有多容易。衣服的材质会影响火星出现的概率，其中绒衣是最危险的。其次，人也不能多动，过多的摩擦会产生静电，而静电也能点燃火药。为了防止有火星，装药车间必须由人盯着，而人又最容易带来静电，所以正规的企业，装药工人必须穿着防静电服、防静电鞋子，戴上帽子、手套和围裙。如果你去正规烟花厂生产车间走一圈，会看到每个压药车间的门口都有一根连在地上的棍子，那就是消静电机，每干一段时间，工人们就要去用手抓一下棍子来消静电。

装药环节也很难用机器换人。因为并不是把各种原料倒进去就结束了。就像我刚才说的，烟花分发射层、效果层，这些药物都要分层来放入。效果层里还有细分，一个烟花能燃一分钟，它肯定不会只有一个图案，前十秒是什么图案？中间十秒是什么图案？这都是装药车间里控制的东西，是很依靠工人经验的。

不同的烟花，制作起来工序上也有一些差别。比如我之前所在的厂最常生产的蛋糕烟花。还需要装药车间的工人来手动混合均匀。只有药粉混匀，喷出来的烟花束才是直的。不过说是混合均匀，其实叫“跺”匀更合适，这个跺是在桌面上垂直地上下跺。工人们一般少量多次地装原料，装上一些，就要把烟花筒拿到另一边的桌子上跺，觉得差不多跺匀了，再继续加原料。怎么样算跺匀了，甚至怎样跺，都考验工人们的经验和手艺。有时跺匀环节也会发生爆炸，老师傅这种情况少，年轻学徒就会多一些。

烟花生产线

压药：

药物装好之后，还需要把火药压实。药太松散，点着时容易炸筒。压药对力度准确性的要求非常高，力道太大，有可能会导致烟花筒里面结构损坏，在燃放时产生事故，也有可能在生产线上就直接爆炸了。我之前所在的厂是用液压机来完成这部分工作的，这也算是目前烟花制作里少数能被机器替代的环节。一饼烟花筒几十个，人工来压可能这个松、那个紧，但机器是有标准的，它能更好地掌握力道，也能压得更均匀。

当然，除了这些技术上的问题，哪怕是成本上，装药车间也很难做到机器换人。一个机器要蛮多钱啊？机器还要维护，坏了还要修，人工装能省下很多钱。不是每个烟花厂都有机器换人的经济实力，老板肯定是能省则省。

装好药，再用固引剂把烟花筒封口之后，工人就会把做好的半成品放到旁边库房。为了不让各个装药车间囤积火药，会有人定时从山顶出发，收走这些半成品，送到半山腰的包装车间。

但即使是搬运环节也是有风险的。静电当然不用说了，运输工人在运药之前也要先消静电。有时候已经封口的半成品，上面可能还带着一些浮药，这种药也会被静电或者摩擦引燃。浏阳之前也有烟花厂出过类似事故。如果遭到撞击，烟花筒也有爆炸的风险。为此，烟花厂里负责搬运的电瓶车都有限速，车开起来的速度比人走路快不了多少。

包装：

等到了包装车间，主要就是给烟花筒做外部包装了。这里几乎全是中老年女工。从山上运下来的半成品都是几十个烟花筒捆成一盘，业内又叫饼，但消费者放的烟花都是一个个的。这就需要包装工人先把这些药饼拆开，再为单个的烟花筒包上锡纸、套上外包装，塞上广告卡片，打上塑封，装箱封存。最后由专人送到山下的成品仓库。就这样，火药就变成烟花了。

根据药量和危险程度的不同，一般，花炮分为ABCD四个等级，A级含药量大、危险性大，需要专人在室外特定空旷地区燃放；B类含药量小一些，但也不能个人燃放。C类、D类就是我们常见的、允许个人燃放的烟花了。

烟花的等级对应到烟花厂，就意味着每个厂资质不同，能使用的药量也不相同。比如我所在的厂，是一个生产C类烟花的厂，主营冷光烟花这个系列。这类烟花用药量小，大家最有印象的一种冷光烟花可能就是国内常说的“仙女棒”，细细一根，一般长10到15公分，点燃后可以捏在手上，顶端会绽出一簇银色或者金色火花。做出口的一般叫它蛋糕烟花，因为外国人喜欢过生日的时候把这种烟花插在蛋糕上点燃。

至于像逢年过节或者文旅活动里看到的那些烟花，点燃后能有几十、甚至几百发，每一发可能还有不同的造型效果，一般都是盆花烟花或者礼花弹，礼花弹更是能飞到几百米的高空，这都是B类及以上的烟花，需要的火药量是公斤级的。

浏阳烟花厂虽然在全国烟花出口里占比较高，但这里烟花出口的模式，是工厂卖给贸易公司，贸易公司再卖给国外烟花品牌，企业通常做的都是代工厂生意。我之所以来到这家烟花厂工作，正是因为老板想绕开中间商，建立自己的品牌，以工厂的价格优势直接和国外客户做生意。

但烟花厂的老板连自己能做什么、优势产品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接单的方式，通常是贸易公司拿着客户想要的烟花来问：这个能不能做？能仿个七八分像，就接一笔订单，很可能这类型的烟花做过这一次就再也不做了。浏阳做出口的烟花厂，基本都是这种状态，完全是底层代工厂。

一两周以后，老板带着我上山熟悉环境。向工人介绍我的时候，老板一直强调我是“海龟”，把我捧得特别高。烟花厂的工人学历都比较低，基本上是初中以下水平。我们老板也是，他是从本地的烟花学校读出来，从学徒做起一步步当的老板。浏阳当地有很多这样的烟花学校，实际上就是技校，很多家庭会早早把孩子送进这种学校，让他们之后做烟花。（2000年，浏阳曾创办全国唯一一所花炮技术学院浏阳市花炮学校，现已更名为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停止招收花炮专业学生。目前，湖南安全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都市职业学院、浏阳高级技工学校等职业院校均开设花炮生产与管理专业；此外，湖南省部分高校与烟花企业成立校企合作项目。）

其实光看我的样子，工人们也会对我特别客气。他们没在烟花厂见过穿衬衣皮鞋上班的人，说：你一看就不是浏阳本地人。

难以避免的危险

华盛烟花厂爆炸的消息，新闻报道之前，我就在一些群聊里看见了现场视频，但那时候不知道伤亡人数，没人把这场爆炸特别当回事。在浏阳，事故太常见了，危险是不可能被百分百避免的，所有做烟花的人都清楚这一点。

我的第一个客户就是因为另一场爆炸“捡”来的。当时临澧发生爆炸，那边所有烟花厂都停工整顿三个月，这位客户的货供不上了。我们在一个展会上遇到，一听他要的是蛋糕烟花，我赶紧请他到我们厂里看，没想到一拍即合，对方当场就下了两个货柜的订单，总共有几千箱。

做烟花的老板们最怕的就是停工，停工就意味着没法儿按时交货，导致客户流失，大多数客户走了就不会再回来。

不管出了什么情况，订单是不等人的，为了赶圣诞节到新年的销售旺季，每年的3到6月、9到11月是客户集中下订单的时候，浏阳的银天大酒店里住的几乎全是外商。有时候，这些订单可能都不是给今年下的，都已经排到了明年。你做不了，客户就会立马去找其他人，所以很多生意好的工厂就必须赶工，做不完的还会分包给周边小厂去做。

生产不是全年都能做，烟花是一个特别挑剔的东西，天太热不行，太冷不行，湿度太大也不行，雷暴天气更不用说了，一年也就春秋两季比较适合做烟花。烟花运输还要在海上漂一两个月，把这个时间成本刨除掉，有时难免要赶工。

赶工需要更多人手。我之前在的厂，平常只开一个包装车间就够了。但到了赶工的时候，就需要再开一个车间才能做得过来。包装是计件的，用工还相对灵活。山上的生产车间没办法这样操作，工人的工作时间就会拉得更长。平常一个工人一天工作六小时，赶工的时候就有可能变成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这都说不准的。

之前新闻里提到，华盛生产车间门口几乎都贴着一道符文。这是当地烟花老板都有的习俗，专门从庙里请来的。不仅如此，有些厂每年春节、高温假后复工时，还要请人做法事卜卦，杀鸡祭拜。这在我看来当然是封建迷信。但像我所在的厂，一年两次，一次不会落下。

但现实并不会因为祭拜变得乐观。执行禁燃政策，一线城市最严格，烟花只能往低线城市卖。像我以前在的厂，在国内基本上是卖给东北、广西，或者其他偏远省份。市场越下沉，消费者对价格自然越敏感。而且光靠这些下沉市场，也消化不了国内烟花供给，所以外贸也是烟花厂不得不的选择。中国四个烟花产区里，浏阳是做出口最多的，全国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定能占到。

单看这个市场份额，大家或许以为浏阳的烟花产业很景气，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想做外销，第一件事就是要办出口证，浏阳市没有放证权限，需要长沙市商务局审批。当时我给厂里办证，材料递上去，审批一直下不来。后来才知道，长沙停止放证了。没有外销证，就注册不了外贸公司。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政府并不鼓励浏阳有更多的烟花外贸企业。但厂子要活下去还得做外销。没办法，最后我们只能去江西万载县借别人仓库办证，注册贸易公司。

江西现在正在扶持烟花产业，企业去那边设厂，政府提供场地，还帮企业租仓库，这些浏阳这边都没有。现在浏阳永安经济开发区有好几个上市公司，那是创造税收的大头。烟花产业的天花板太低了，每年产量说破天也就几十亿，更别提还有一半是出口生意，能创造多少税收呢？现在，很多浏阳的烟花厂已经往万载转移了。

刷遍社交媒体，你总能看到相似的诱惑：

有人号称不到300元就能拿下LV，有人晒出质感十足的香奈儿，称不到500元即可入手。

每当网友追问渠道，发帖人往往会顺势推荐某“广东一手源头商家”。

在全网滤镜的包装下，广东被塑造成了都市中产的隐秘解忧站——好像只要来这里，就能用极低的价格兑现年轻人的“第一个奢侈品”。

如果你还想看到更多“好货”，你可以顺着推荐人的指引来到线下，闯入国内最神秘的深夜集市：广东鬼市。

不同于北京鬼市主打古董淘藏、上海鬼市专攻数码捡漏，广东鬼市自成一派。

它昼隐夜现、藏于市井，规模可能接近千亿，是无数都市白领用低价置换社交体面的隐秘源头。

本期显微故事，深入这片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深夜灰色江湖。

以下是关于广东鬼市的真实故事：

祛魅：鬼市的滤镜碎了

广东鬼市并非某一处固定场地，而是散落于华强北、广州火车站、广州石井等核心批发市场周边的灰色交易业态。

这里没有固定营业时间，业内共识是：深夜十一点后才可能开市，场次不固定，去之前一定要打探好当日是否营业。

图|广东著名鬼市“国大”，营业时间号称15:00开始。实际上15:00时内部空荡荡的，晚上23:00后才渐渐有客流

社交媒体上，这些地方被描摹成普通人的捡漏天堂，只要踏入，就能以白菜价拿下专柜数万的大牌。

可真正去过的人，大多失望而归。

“网上传得神乎其神，实地去过就懂，全是夸大造势。”消费者胡文萱如此感慨。

去年十二月，胡文萱在社交平台刷到博主分享，称四百元入手了肉眼无瑕的LV复刻包。她加了卖家微信，并从卖家的朋友圈知道了华强北鬼市的存在。

这名卖家自称深耕鬼市多年，拥有线下实体档口，支持实地看货，还主打“外网渠道”——将国内高仿包重新包装，以海外代购名义寄回国内，借海关流转的噱头，将其包装成高品质货源。

胡文萱先线上下单。结果收货发现，发货地不是广东，而是辽宁鞍山南台——国内知名的低端高仿箱包产地。所谓的顶级复刻，做工粗糙得一眼假，她只能自掏邮费退了回去。

即便踩了坑，胡文萱仍被一种说法打动，即不少IP为广东的卖家称“只有在广东本地交易，才能拿到真正的顶配”。于是今年五月，她专程赶赴深圳鬼市。

到了现场，场景与网传判若云泥。宣传里说“鬼市晚上九点以后开始营业”，她以为是个大市场，可“摊主”告诉她，现在户外严查，露天摆摊早被禁止，所有摊位都已转入室内。

她随后被带进周边写字楼的一间密闭小黑屋，几个销售轮番推销。

“那些货品性价比也不高。网上几百块号称顶级的高仿包，做工一眼假；做工好一点的也要几千，快赶上二奢店的价格，还不能退货。”

回到酒店，胡文萱才明白自己遇上了“拉客仔”——鬼市上专靠引流赚人头费和销售提成的人。

图|网上很多人分享小黑屋的经历

在鬼市深耕八年的资深摊主赵小齐，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普通人没熟人引荐、不懂行规，贸然闯鬼市，很容易被宰。”

赵小齐40多岁，早年一直在华强北做手机配件生意，后来经朋友介绍，转行做起了利润更高的高仿包生意：“华强北是什么地方？能在这儿站住脚的，都是老江湖。鬼市水深，外行根本摸不透门道。”

在他看来，鬼市水深的核心，在于这是无监管、无标准的灰色地带。

加之稽查、打假力度持续加码，有实力的摊主生怕引火烧身，信息更加不透明，新手极易落入陷阱。

赵小齐自认算是“有实力”的卖家，他的摊位在华强北科学城地铁站出口的一个夹层商场里。

最近市场严查，他的档口台面空无一物，仅一张印满奢侈品牌包的宣传单供来往顾客查阅。

只有熟客或拉客仔带来的客户上门，他才会亮出真实货源——他身后有一道隐形门，门后是一间十来平米的隔音仓库。三面货架上，摆满了当季热门复刻包，价格从六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至于网上说的399元顶级高仿？他摇头：“那是骗人的，在鬼市根本买不到。”

另一位鬼市的卖家张谦也坦言：“想要几百元就在鬼市买到顶货是不可能的。”

张谦常驻的“国大”（现万履鞋城）是国内成型多年的的高仿集散地，货品远销全球。

“顶货不便宜，也从来不缺高端买家。”他透露，顶配货源只掌握在少数头部商家手里，用的皮料是品牌专属特供，单原料成本就上千。

而那些工艺、还原度无限接近正品的爱马仕复刻款，鬼市终端售价甚至奔着万元去。

“而且想买这种货，也是要配货的。”他口中的“配货”指的是跟专柜差不多的消费制度，得在卖家手里累计消费，攒够“信用”，才有资格花近万元提一只“社交距离看不出真假”的高仿爱马仕。

“怕被查、怕被抓，非必要绝不展露实力。”这是广东所有鬼市摊主的生存法则。

流量焦虑

线下交易极致隐秘，线上造势极致喧嚣，这种反差，正是当下广东鬼市的真实写照。

这也让人不禁疑惑：如今的广东鬼市分散、隐蔽低调，线下监管严苛、交易隐秘，为什么短视频平台、社交评论区里，依旧充斥着大量“鬼市捡漏”“几百元拿下顶级复刻奢侈品”的火热引流贴？

答案很简单：高仿行业的商业逻辑变了，鬼市摊主们，也陷入了流量焦虑。

2017年，阿里巴巴曾通过大数据溯源到1640个疑似假货生产工厂，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福建三省。

其中广东因产业链完备，稳居首位——早在2009年，《环球奢侈品报告》就指出，全球60%的国际奢侈品品牌在中国设有生产线。成熟的工艺、完善的产业链，让广东成了复刻产业的天然温床。

早年，这里完全是卖方市场。商家背靠工厂，只做线下大宗批发，深耕固定大客户，有货不愁卖，根本不需要主动宣传。

广东从事高仿包网络销售工作的湖北人肖晓，早年在武汉开服装店，顺带卖高仿包。她回忆：“那时店里的高仿包时常断货，要给广东的商家说好话、接受严苛的条约，动辄等半个月才能拿到包。”

可如今，产能严重过剩，电商打破了地域壁垒，线下批发生意持续萎缩，加上各地打假力度升级，鬼市摊主四散分流，或是隐身于夜间，传统业态崩塌了。

华强北、广州石井批发市场、火车站商圈这些老牌货源集散地，历来是下游商户进货的重镇。一批有实力的档口开始专门雇佣人员在周边游荡揽客，引导路人进店。

于是，鬼市内部催生出一套畸形的共生生态——“拉客仔”。

以华强北为例，拉客仔常年游荡在街头，低声问行人“要不要表”“买不买包”，以此锁定目标，然后将他们带至店中。他们的收入来源有两种：带人到店拿固定人头费，后来逐渐演变成按成交额抽成。

很长一段时间，线下地推是鬼市档口唯一的自然流量来源。但随着房租、人力、囤货成本不断上涨，每个进店顾客都必须成交，否则店主就亏本。

这种压力倒逼出了一种扭曲的线上引流方式——大量账号伪装成鬼市摊主，用低价噱头把人骗来，再关进写字楼小黑屋强行推销。

交易一旦完成，买卖双方从此再无瓜葛。

与此同时，当国内市场杀成红海时，不少卖家把目光投向海外。由于语言和文化壁垒，催生了“聊手”这个职业。

他们不碰货，只负责寻找到海外大客户。除了五千到八千元的底薪，还能从年底纯利润带中抽10%到20%当做提成。

“外人看15%觉得很高，但没人敢轻松赚这个钱。”肖晓说。海关扣货、客户弃单、品牌方钓鱼维权——任意一项风险爆发，聊手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025年，全国海关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达8642万件，其中跨境电商渠道查扣2.46万批，是查扣批次最多的渠道。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想挤进来。

对此赵小齐总结为：“有钱不赚王八蛋。”

所以当线下生意不好做后，这群老板天然的将目光望向了“网络鬼市”，毕竟这里不缺流量，才是金矿。

流水线上的灰色生意

“国内是最大的奢侈品销售国”，张谦解释，国内消费者足够多，市场足够大，与其冒险出海，不如深耕本土。

而深耕本土的关键，在于把线上流量真正转化为可控的私域生意。

单纯靠拉客仔地推，流量增量有限，且极易引发同行抢客、恶性内耗。线下流量见顶后，一批头脑活络的人把阵地转向了社交平台。

除了会在网上立专业的“假包鉴定师”“多年卖家”人设外，大批拉客仔批量注册账号，统一发布关于“鬼市”的内容，借助平台流量放大效应，全网寻找客源。

“鬼市本身就自带流量。”曾在华强北做手机代购的Snow，转行兼职“鬼市代逛”后发现，拍摄“鬼市探秘”“深夜捡漏”这类猎奇短视频，引流效率远超线下蹲守。

最多的时候，他发一条相关的内容，一晚上能收到20多人的询问，“并且能有两三个人来赴约”。

与此同时，广东高仿的出圈热度也被全国各地的投机者盯上。他们活跃在社交媒体评论区，假借“广东源头一手货”的名头添加好友，然后用辽宁、河南等地生产的低端仿货低价引流，凭借价格优势抢走大量市场份额。

胡文萱遇到的正是这种套路——谎称在广东、手握源头，实际发货地是辽宁鞍山。消费者一提退货，要么被拒，要么被索要高额手续费，维权无门。

图|很多“鬼市”都有相关横幅，最反差的是国大居然有“知识产权保护站”

即便张谦、赵小齐这类本土资深卖家不屑于这种以次充好的低端套路，但外地仿货的低价蹭流量模式，已经实实在在蚕食着他们的市场。

“别人能靠这个赚钱，我们手握优质货源，凭什么不做？”赵小齐反问。

“现在做高仿生意，没人不做私域——隐蔽性更强，风险更低。”张谦坦言，他在的商城经常被查，已经有很多商家将重心转移到了线上，并摸索出一套分工精细的流水线模式了。

这套模式的核心是：层层转包、环节拆分、物理隔离、风险分摊。商家大量招募代理下线，代理只负责线上聊单获客，成交后直接转单给上游发货方，各环节互不相知。

下线代理批量注册运营全网账号，蹲守穿搭、美妆、情感类博主的评论区主动种草，假装买家，以“便宜购买了一个好包，可私推荐”为话术，吸引用户私信咨询；

再通过标准化统一话术承接咨询、筛选精准意向客户，全部导流至个人私域沉淀，随后专门的谈单人员一对一沟通，根据客户预算、审美需求，匹配不同档次的货源；

当客户下单后，转单由上游合作的仓库统一发货，无需集中囤货，可跨仓调货，全程使用无痕快递，抹除发货地址、甚至还可以包装成“专柜抱出来的”。

图|“国大”附近的快递广告，支持全球运输

这套运作模式与缅北电诈园区的组织逻辑高度相似：单个代理账号被封、单个环节被查，只会造成局部损失，上游核心货源方、操盘方始终安然无恙，风险可控、收益稳定。

“现在有AI了，我们更方便了。”张谦嘴里的方便，指的是可以用AI生成图片、视频伪装“实力”——甚至可以直接生成档口画面，让对方安心下单。

当鬼市也开始“卷”服务

身处监管高压与行业内卷的双重夹缝，鬼市自发形成了一套圈内人默认、严格恪守的规则。

不谈真假，是买卖双方的默契。入局者心知肚明，所有货品均为高仿复刻。摊主不会假称是正品，消费者也清楚低价买不到正品。真假，从不是交易的讨论范畴。

正因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交易风险极高，鬼市摊主的成交模式也格外特殊。

“我的店不接受退货、售后，也不做现场钱货两清的生意。”赵小齐说。无论是拉客仔引荐的，还是自主上门的，他都会带人进那间十平米的私密仓库看货选款，全程严禁拍照录像。

“客户看中款式后先下单，我再去调货或者找上游配货。买家可以第二天到指定地点自提，也能安排跑腿，或者走无痕快递我直接发货到家。”

赵小齐解释，做高溢价复刻的摊主，档口不会囤积大量现货，只摆少量样品供人选款；另一方面，刻意避开现场现货交割，也是为了规避被当场查处、人赃并获的风险。

交易方式低调隐秘之外，鬼市摊主还练就了一套成熟的看人筛客法则，仅凭细节就能快速区分普通路人、猎奇散客与专业拿货批发商。

“干这行久了，是客户还是同行、懂不懂行，身上那股气场完全不一样。”主营大牌高仿首饰的乔芳说。

每位摊主都有自己的筛选标准与偏好。

乔芳特别反感那种只看产品、毫无消费意愿，却执意要加好友的年轻人：“我做的首饰定价不高，他们当场不消费，加了好友只会线上识图比价，甚至照搬款式跟我进货竞争。”

图|“鬼市”上的货源

于是她定下“必须消费才加好友”的规定。

赵小齐则不喜欢举止缩头缩尾、心态纠结的客人：“这种人一看就不是日常消费奢侈品的人，不自信。就算给她正品，她也会疑心真假，更别说上千块买一个明知是假的包了。”

最受摊主欢迎的，是气质精致的都市白领，或者到店就立刻消费的年轻女孩——哪怕只是买一个吹风机、几对小耳钉，也会被视作优质潜在客户。

“写字楼里的白领，本身就有复刻消费的需求；长相精致的年轻女孩，以后也可能带货。消费过一次，大概率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成为老顾客。”

然而，随着入局者越来越多，鬼市陷入严重的同质化内卷。同一片区内，各家卖的包型、工艺、定价几乎毫无差别。下游客户简单比价，很容易转头选别家。

货品拼不出优势，价格打不出差异——原有的那套严格规则，开始悄然松动。

最直观的变化，出现在“退货”这个曾经的禁区。

过去鬼市默认“售出不退”，如今不少商家开始接受退货服务——当然，是有代价的。一位熟悉鬼市规则的买手透露：“现在有的卖家说可以退，但退货得扣除几百块的‘拆包损失费’。”

此外，鬼市店主们还得提供专业价值与情绪价值。

“现在做这行，拼的不是货，是人。”赵小齐坦言。面对顾客，他甚至会像鉴定师那样，耐心拆解不同版本的皮质、走线、五金细节差异，细致科普优劣区别。

乔芳也说，复刻生意的本质是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情绪开导远比硬性推销重要：“很多客人买复刻，最怕的就是被人看出破绽、丢了体面。我就得一次次说‘你用真钱买的，就是真货’。”

规则在松动，服务在加码，鬼市不再是那个“爱买不买”的卖方市场。当每一单生意都变得来之不易，摊主们只能一边守住底线，一边悄悄让步。

结语

几乎所有鬼市摊主，嘴边都挂着一句“生意难做”。

但一个吊诡的现实是：没人真正退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那段话，在这里依然适用：“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而部分奢侈品复刻包的利润率，甚至高达650%到750%。一款专柜售价两万元的包，高仿成本仅数百元，流通到鬼市终端可达一千五到两千五，中间的差价空间大得惊人。

赵小齐给这群顾客算过另一笔账：年收入三五十万的都市白领，身处精致的社交圈层，需要维持体面的外在形象，却无力承担专柜的天价。“但买个对方看不出真假的高仿包，一切都简单了。”

“所以她们心里清楚这不是正品，但依然愿意买单。”

这不仅是虚荣。这是一种中产阶层的“生存法则”。

今夜，当城市再次入睡，广东鬼市会准时重启。

只要那份隐秘的欲望还在，这场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灰色交易，就永远不会真正落幕。

近日，深圳机器人公司“乐动机器人”在港成功IPO，知名地产商“世纪金源”老板黄涛，又狠狠赚了一笔。

据悉，黄涛100%持股的“西藏万青”先后通过受让注册资本、出资A和A+轮融资、承接老股等方式增持，在2020年成为乐动机器人最大的外部股东，投资额约9662万元。按乐动机器人上市首日收盘价计算，西藏万青持股市值达到23.31亿元，黄涛的投资直接翻了24倍有余。

天眼查显示，黄涛是世纪金源创始人黄如论之子，如今已是集团实控人，世纪金源的“二代架构”也以黄涛为主，其持股60%，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妻子张海燕担任副总裁，兄弟黄世荧持股40%担任公司监事。

黄涛近年正大举进军一级市场。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开展超97起直投(公开)，直接投资公司超83家公司。“世纪金源系”公司近年的权益类投资额累计超过260亿元，穿透及直投的已上市项目超170个，累计投资子基金超120支。

也就是说，像乐动机器人这种“暴利”的LP投资，黄涛还掌握着很多。

例如2018年上市的圣诺生物，2022年上市的美因基因、软通动力、瑞科生物，背后都有世纪金源的投资，且全部投资于IPO之前，从企业上市中获取了巨大投资收益。

凤凰网风财讯注意到，黄涛近年还热衷于股权投资。例如2025年6月，黄涛旗下深圳新创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为“童装第一股”安奈儿(002875.SZ)的控股股东，一度引发安奈儿股价连跌、备受资本市场热议。

如今，就IPO、直投跟投等投资的规模而言，世纪金源看似一家房地产企业，实则已经堪比一家大型专业投资机构。而更刺激的是，黄涛的多元化投资版图，还在加速。

黄涛多元化投资加速

世纪金源的“二代资本版图”

庞大的“世纪金源系”，正在各种全新领域，快速增加资本拼图。

凤凰网风财讯注意到，黄涛透过实控的西藏景源、西藏腾云投资、西藏万青投资、福建万德投资等平台，近年陆续涉足了文化娱乐、农业、矿业、数据技术、半导体、机器人等诸多领域，关联华谊兄弟、娱乐工场、晶正科技、乐动机器人等企业。

例如2025年7月世纪金源针对“丰坦机器人”投入了千万级战略投资，后者是一家专注于建筑领域的机器人公司。

此前，黄涛还通过旗下山东易城易购科技有限公司和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西藏景源)入股了两家上市公司，分别是申科股份(002633.SZ)和皖通科技(002331.SZ)，其中西藏景源已直接持有皖通科技21.94%股份成为实控大股东。申科股份是主营滑动轴承的制造企业，皖通科技是一家专业化从事高速公路信息系统集成的综合性企业。

同时，黄涛还曾在蔚来资本、国联证券、兴业国信资管、中信建投资本、农银人寿等金融企业均有持股，后两者持股均在11%以上。

不过，“房二代”黄涛并非不碰地产了，只不过时间都较为久远。其中，黄涛在泛地产领域的知名投资要属【当代集团】——2022年，第一服务控股以20.88%的股份交换世纪金源服务8%的股权，至此原股东“当代系”张雷、张鹏的股权被稀释，世纪金源服务背后的黄如论家族获得一定话语权；

同年，世纪金源旗下的腾云筑科还以4947万的价格收购了北京当代绿建（当代集团的代建管理公司）。2024年，腾云筑科还招募了原绿城管理副总裁祝军华、原世茂华北区域董事长仲小乐加入，担任副总裁。

到如今，根据世纪金源官网显示，集团拥有地产开发、酒店文旅、商业运营、生活服务、大健康、智慧出行等支柱产业，并在儿童、教育、金融服务、AI科技、新能源等领域投资布局。世纪金源投资总额超过4000亿元、控股资公司超过600家，员工总数超过20000人。

进入“二代”世纪金源，俨然构建着一个多元且庞大的产业资本版图。

黄氏家族财富出奇稳定

“厦大校友网”不容忽视

据《2025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黄如论、黄涛家族以360亿人民币位列第732位。而盘点胡润研究院披露数据能发现,黄如论、黄涛家族2022年-2024年财富均维持在340亿-355亿的水平。相较同期诸多房企老板家族的财富在调整中大缩水和大洗牌，“世纪金源系”可谓出奇地稳定。

但凤凰网风财讯注意到，和父辈黄如论依靠“福建帮”的海内外资源发展不同，出生于1976年的黄涛，毕业于厦门大学，在父辈人脉资源的基础上，他还能拥有不错的校友资源。

福建家族企业的子女不少会“就近”就读于厦门大学，资料显示，厦大诸多校友是知名企业家的二代，例如福耀集团曹德旺女婿叶舒（福耀集团副总经理）、达利集团许世辉之女许阳阳（达利集团副总裁）、圣农发展傅光明之女傅芬芳（圣农发展董事长）等。

“校友资源”在黄涛投资版图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例如，世纪金源近年最大的投资之一——入主皖通科技，就有消息称，这源于厦门大学校友“搭关系”。

天眼查显示，目前皖通科技由黄涛实控的西藏景源持股21.94%，由南方银谷科技持股4.36%、福建广聚持股4.97%，另有多位自然人股东。

如今的格局是南方银谷、德晖资本“激烈内斗”的结果——2018年南方银谷通过定增控股皖通科技之后，德晖资本通过引入自然人股东、定增竞标、增持等方式引入了诸多校友盟军。其中，最重要的盟军便是黄涛。其后多年，在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操作后，复杂的控制权争夺以德晖资本及同盟军的胜利告终，黄涛实控的西藏景源掌握了皖通科技的控股权。

而据中国证券报的报道，德晖资本的合伙人中，3个是厦门大学校友、5个是中欧国际商学院校友。甚至连目前皖通科技的第二大股东“福建广聚”，也因注册地在黄如论的故乡福建连江县，被解读为黄家的关联势力。

另有业内人士透露，世纪金源和关联公司的发展和投资，主要通过自有资金和债务融资等筹资方式解决。世纪金源从未上市，黄氏家族的自创公司也只有世纪金源服务上市了。从黄如论到黄涛都对股票市场没有多大兴趣。

不亲近资本市场的黄涛，戏剧性地在2018年卷入一宗“A股操纵案”。据证监会调查披露，当年“精华制药”股票半年涨幅高达300%，北京护城河投资发展中心合伙人高勇非法获利8.97亿元，而涉案账户中的张某燕与黄某为世纪金源投资集团下属企业董事，两人账户由西藏金源投资经理张某昭管理。不过该案件和黄涛无直接联系，消息称是“无意被人利用了”。这或也致使黄涛对一级资本市场不甚有感。

从下南洋、造帝国到行贿被查

黄如论跌宕的“一代商业史”

黄涛的父亲，黄氏一代、世纪金源的奠基人黄如论也曾陷入调查风波，并且是涉及行贿省级领导的大案。彼时黄如论的资本版图比如今的二代也更加庞大，勾勒出了一个堪称磅礴跌宕的地产一代商业故事。

黄如论1951年出生于福建福州连江县的一个小渔村，小时候家境贫寒，读到小学六年级就被迫辍学去讨生活。通过勤劳的双手，黄如论换来了生活的改善，但他不想止于温饱，更不想让他的孩子没有文化。

1986年，已经35岁的黄如论决定下南洋，只身前往菲律宾。没有知识、不懂英语和当地语言，黄如论硬是靠着坚持，从做外贸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91年黄如论回到福州创办了房地产公司，开发了国泰大厦、金源花园等项目，真正奠定了事业的第一步。不过世纪金源真正做大，起点在北京——

1999年世纪金源在海淀区四季青镇圈了一片176万平方米的“荒郊野岭”，黄如论先通过在亚运村附近开发小体量的世纪嘉园取得了现金流，后借着“城乡改造计划”的机会，分批开发出了一个超大体量的社区“北京世纪城”，并在京城一炮而红。之后世纪金源就将总部迁入了北京，持续至今。

从北京世纪城开始，世纪金源的“超级大盘滚动开发模式”也沿用到了全国更多地方，其中最突出的是云南。黄如论2003年在昆明征地3800亩，计划开发包含大体量住宅、大饭店、购物中心等众多业态的“昆明世纪城”项目。之后，世纪金源还进入云南腾冲，一次获批近4800亩的巨幅土地，但该项目后被曝光涉嫌违规占地建别墅。

而黄如论也跌倒于云南。2017年6月21日据福建日报消息，黄如论涉嫌行贿犯罪，被免去政协第十一届福建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撤销其政协第十一届福建省委员会委员资格。此前，在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的起诉书中，世纪金源曾被点名向白恩培行贿。

（白恩培给黄如论颁奖,图源网络）

受此影响，2017年之后，黄如论几乎退出公司管理，2018年黄如论又将持有世纪金源的50%股权和30%股权彻底转让给了儿子黄涛与黄世荧。

不过在此之前，黄如论手中的世纪金源已经是一个横跨地产、金融、旅游、商业、航空、石化、新能源、核桃油等多重领域的商业帝国。

其中，在金融领域2002年-2010年世纪金源先后入股了北京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云南富滇银行、中信建投、新华人寿保险，介入银行业和证券业。不过2017年开始世纪金源开始陆续减持上述公司的股份。

地产作为起家业务，世纪金源也曾以超级大盘著称并位列“全国百强”。甚至在房地产洗牌后，2023年、2024年世纪金源地产销售额连续正增长，是少有的正增长且还在持续拿地的闽系房企。

如今，黄如论已淡出，更多精力投入在慈善相关工作。据统计，2004年-2022年黄如论（家族）17次进入胡润富豪慈善榜TOP10，截至2010年黄如论单笔过亿元的捐赠承诺已超7笔，其中一单超过11亿元用于文教事业和灾害地区支援，其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也捐出了1820万元善款。

人类的探索之路

往上，是以“光年”为单位的

往下，却是以“米”来计的

1

1970年5月24日，北极圈内的科拉半岛(The Kola Peninsula)。

这是一个位于苏联摩尔曼斯克州内的一个半岛，北面是巴伦支海，东南面是白海，近邻芬兰，几乎整体都位于北极圈内。

忽然，一阵沉闷的轰鸣声打破了荒原的寂静。

轰鸣声来自一台巨大的钻机——从这一天开始，它就肩负起了一项特殊的使命。

不是为了打造地基，也不是为了钻取石油，更不是为了挖掘宝藏。

它的使命只有一个：

不断往下钻，钻到足够深。

因为苏联人想看看，我们人类脚下的这片土地深处，究竟是怎么样的。

科拉半岛所在位置

2

时间要先回到1957年。

那一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拉开了美苏“太空争霸”的序幕。

苏联一度领先——他们在1957年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又在1961年把加加林作为人类的第一个代表，送入了太空。

但美国人很快反超：他们在1969年把三个活人送上了月球。

大家互有胜负，但总体是上美国略胜一筹。

到了1970年的时候，尽管苏联人酝酿的人类第一个空间站计划已经到了冲刺阶段，但他们却准备另外开辟一个全新的赛场：

我们在仰望星空的同时，为什么不能脚踏实地，甚至探索实地？

“超深钻孔试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被提出来的。

所谓“超深钻孔实验”，说起来也简单：就是用钻孔找一个地方往下挖，越深越好，看看我们居住的这颗蔚蓝星球的地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

1971年4月19日，苏联人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空间站：礼炮1号

相比于人类探索头顶的天空，我们探索脚下这片地底深处的记录，实在算不上什么：

远古人类为了挖铜、锡、金等矿藏，会挖出一些露天坑，深度基本不会超过10米；

宋朝时期，中国自贡地区的人为了钻取深层盐卤，发明了“小口径冲击式”深井钻探技术，到了清朝时期，这个地区出现了深度超过1000米的井——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千米井”。

到了近代，完成蒸汽革命的欧洲在钻井深度方面再一次突破，深度超过了3000米；

1950年代末，在石油的诱惑下，美国俄赫拉荷马州的石油公司钻出了7000米左右的深井；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美国人提出了“莫霍计划”（Project Mohole）——没错，美国人也想“上天入地”，全面战胜苏联。

“莫霍计划”的目的是钻透地壳，直达地幔，被称为“地球的登月计划”。

1909年，地震学家莫霍洛维奇发现：地壳和地幔之间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后来也被称为“莫霍面”

一般来说，从地壳向下平均17公里左右的地方，就能触及“莫霍面”——再进一步，就能从地壳进入地幔。

由于海底的地壳要明显薄于陆地，所以美国人的“莫霍计划”是在海底进行的。但由于计划开始后的成本大大超出预期，所以“莫霍井”只向下打了不到200米就宣告放弃。

美国人放弃了，苏联人却心动了。

而且，他们吸取了美国人的教训——从海底打洞，成本太高，未知因素太多，所以还是老老实实从陆地打。

苏联人最终把“打洞”的地址选在了科拉半岛。

3

之所以选在科拉半岛，是因为它的条件太好了。

首先，科拉半岛所处的地壳非常古老且稳定。它下面的“波罗的地盾”年龄超过30亿年，有极其坚硬的花岗岩，没有大断层，几乎不地震，非常适合钻深井；

其次，这里的地标沉积物都长期以来已被冰川侵蚀了，直接露出古老地层——在这里钻15公里，等于在别处钻30公里；

第三，这里气温非常低，可以大大降低钻头温度，延长钻头寿命；

第四，这里是苏联北方舰队大本营，整个半岛属于军事管制区，外人不能进入，对西方的保密工作比较容易做；

第五，苏联在这里已经有了矿业、铁路、电厂、科研站等完善的配套设施，能支撑万人级工程。

事实上，苏联并不是第一次在地球表面钻孔，他们在乌拉尔地区有SG-1钻孔工程，在北高加索地区有SG-2钻孔工程，而在科拉半岛的这个钻孔工程，被命名为“科拉超深钻孔SG-3”（俄语全名为：КольскаясверхглубокаяскважинаСГ-3）。

在选定地址之后，苏联方面为这项工程配备了“超级豪华”的保障。

现场一线设立了16个不同类别的专业实验室，配备的科研人员、工人和各种后勤保障人员超过了500人，而全国为此保障配套的多达数万人。

所有在一线的正式人员，统统在莫斯科分配一套住房，加上极寒补贴等各种福利，一线的正式人员月薪可以达到3000~5000卢布——当时苏联普通工人月薪是150~200卢布，大学教授的年薪也就是3000~5000卢布。

此外，为了这项“挖洞工程”，苏联政府还在科拉半岛的钻井周围又造了一座“城中城”：住宅、食堂、医院、商店、酒吧、影院、俱乐部……一应俱全。

工程由苏联地质部直接管辖，保密级别与当初造原子弹同级。

由此可见，苏联对这个“挖洞工程”是下了血本，当然，也抱有极高的期待。

而且，这项工程的目的确实不是为了石油或者财宝，而是为了科学探索——当然，科研成果之后的转化是另一回事。

所以可想而知，当那个超级坚硬的钻头在1970年5月24日开始启动的时候，从前方到后方，苏联人是抱着怎样的一种激动的心情：

人类将对这颗已有46亿年生命的母星，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探索。

4

计划一开始进行得相当顺利。

苏联人用的钻井的钻头，是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生产的U-4E型系列钻机，原先是为石油钻井设计的。

“科拉超深钻孔”计划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地下7000米，为此这个钻头还做了些改装。钻头由耐高温合金制成，钻杆经过特殊设计以承受巨大的垂直负荷。钻井液不断循环，冷却钻头并维持井壁稳定。

7000米的深度目标，在开凿后的第五年达成了——1975年5月，科拉半岛的工程队传来消息：深度达到7263米。

而此时，原先的那个钻机已经被替换成了乌拉尔机械厂最新设计的Uralmash-15000型钻机，因为第二阶段的目标已经修正：

要挖到地下15000米。

1979年6月6日，又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钻机已经挖到了9584米的深度。

这个数字也打破了当时由美国伯莎·罗杰斯钻孔位保持的世界纪录——这口石油勘探井在1974年4月13日挖到了9583米的深度。

“科拉超深钻孔”打破世界纪录时的留念照片

此时，“科拉超深钻孔SG-3”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挖掘”极限。

但很快，这个极限就又被突破了——挖掘深度达到了10636米。

此时，很多来自地底的第一手科学发现，已经颠覆了原先人类的科研认知。

比如，在挖到6000米深处的时候，科学家们发现，那里居然存在着大量的“自由水”！

按照原先的认知，在这个深度，由于岩石被高强度挤压，没有缝隙，所以是不可能存在“自由水”的——能流动、能渗透、不在石头里锁死的液态水。

然而，“科拉超深钻孔”带回的信息显示：在地球表面6000米以下，岩石依旧充满缝隙，缝隙里到处流动着水——地表的雨水不可能渗漏到这里，那是由岩石内部的氢气和氧气直接在矿物晶体中“挤”出来的。

有水，是否就会有生命痕迹？结果真的有！

苏联科学家从古老的微晶花岗岩中，分离出了24种古代微小生物（浮游植物和微生物）的化石。

这些化石保存得极其完好，甚至连包裹它们的有机物外壳都清晰可见。这证明了生命的顽强程度远超想象，它们在20亿年前就曾在这片“地底深渊”存在过。

又比如，达到7000米深度的时候，科学家发现只有花岗岩，没有玄武岩。而按照原先的认知，这个深度应该是花岗岩和玄武岩的分界带——这个发现直接将关系到未来教科书的改写。

还比如，当钻机挖到9000米深度的时候，科学家发现那里的黄金含量高达每吨9克，有的地方甚至高达几十克。

要知道，地表上的金矿如果勘探出每吨4克，就已经有超高的商业开采价值了。